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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非儒》上篇亡佚，今仅存下篇。所谓非儒，就是对儒家思想观点的批评和责难。儒、墨是先秦思想界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其思想学说多有冲突，既各有可取之处，也各有其不足和片面性。客观而言，墨子对儒家思想一些弊端的批评是中肯的，但文章中所列举的关于孔子的一些传闻，则与史实明显不符，不但有人身攻击之嫌，更降低了文章的品位和可信度。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儒家思想的部分重要观点进行了摘要式批驳，认为这些思想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容易出现谋利害世的弊端；第二部分列举有关孔子的四件事例，说明儒者往往是“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的伪君子，从而彻底否定了儒者。
31.1 儒者曰：“亲亲有术[1]，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2]：“丧父母三年[3]，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4]，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5]，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6]，而求其人矣[7]。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注释】
[1] 术：同“杀”（王引之说），等级，差别。
[2] 其：疑衍（王念孙说）。礼：指《丧服经》（孙诒让说）。
[3] 丧：指服丧之期。
[4] 其：通“期”，一周年。
[5] 亲：当为“视”（王念孙说）。而：通“如”（王引之说）。卑子：即庶子。
[6] 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当时儒者代人治丧用以招魂的仪节（吴毓江说）。
[7] 求其人：指招魂。
【译文】
儒家的人说：“亲近亲人有远近亲疏的差别，尊敬贤人有职位高低的等级。”这是说亲与疏、尊与卑之间应该有差异。《士丧礼》上说：“为父母服丧是三年，为正妻和嫡长子服丧是三年，为伯父、叔父、兄弟和庶子服丧是一年，为亲戚族人服丧是五个月。”如果以亲疏关系来确定服丧时间的长短，那么亲近的人服丧时间长而疏远的人服丧时间短，正妻、嫡长子和父母亲的丧期是一样的。如果用尊卑来确定服丧时间的长短，那么正妻、嫡长子和父母亲的地位同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的地位和庶子相同，还有比这更忤逆的事吗？他的双亲死了，陈放着尸体不收敛，却登上屋顶，看水井，挖鼠穴，亮出先人洗涤器皿，用来寻找父母的亡魂。如果认为灵魂确实存在就实在太愚蠢了；如果明知没有还要去寻找，又太虚伪了。
31.2 取妻身迎[1]，祗褍为仆[2]，秉辔授绥，如仰严亲[3]；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4]：迎妻，妻之奉祭祀[5]，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6]，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絫[7]，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注释】
[1] 取：通“娶”。
[2] 祗：敬。褍：通“端”，端正。
[3] 仰：当作“御”（俞樾说），迎。严亲：敬奉父亲。
[4] “儒者”下当有“曰”字（毕沅说）。
[5] 之：当作“且”，将（王焕镳说）。
[6] 散：当为“服”（卢文弨说）。弗服，指不为其服丧。
[7] 忧：通“优”（孙诒让说），优待。大负絫：指增妻、子服至三年。负，同“服”（曹耀湘说）。絫，重叠。
【译文】
娶妻亲自迎娶，态度如仆人般恭敬而端正，牵着马缰绳并把登车用的拉手交到新娘手里，就像敬奉父亲一样。婚礼的仪式隆重，如同接受祭祀任务。这样颠倒尊卑，悖逆父母，把父母降到正妻、嫡长子的地位，把正妻、嫡长子提升到父母的地位，像这样能说是孝顺吗？儒家的人说：这样迎娶正妻，是因为正妻将要接手祭祀，嫡长子将要守宗庙，所以会特别看重。答道：这是诬妄之言。他的宗兄守祖先宗庙数十年，死后的丧期只有一年，兄弟的正妻也奉守祖先祭祀，死后却没有丧期，那么正妻、嫡长子的丧期为三年，并不是因为他们奉守祖先的祭祀。因为优待正妻、嫡子而把他们的服丧期增加到三年，还要说：“这是为了尊重父母。”为了厚待自己偏爱的人，便轻视最重要的人，这难道不是太奸诈了吗？
31.3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1]，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2]，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3]，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注释】
[1] 幸：吉而免凶。极：中道，不偏不倚，这里指定数。
[2] “吏”下疑脱“职”字。
[3] 道：引导。教：教化。
【译文】
极力坚持宿命论的人分辩说：长寿与夭折，贫穷与富贵，安定与危难，混乱与治理，本来是上天注定的，不能减损和增加。穷困与顺达，奖赏与惩罚，吉祥与祸患都有定数，人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无法改变的。官吏们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懈怠于分内的职责，百姓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懈怠于生产劳作。官吏不处理政务，社会就会混乱，农事懈怠就会变得贫穷，贫穷是混乱政局的源头，而儒家的人却用这种主张引导教化，简直是在为害天下百姓啊。
31.4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1]，立命缓贫而高浩居[2]，倍本弃事而安怠傲[3]，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4]，鼸鼠藏而羝羊视[5]，贲彘起[6]。君子笑之。怒曰：“散人[7]！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8]，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9]，恃人之野以为尊[10]，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注释】
[1] 谩：欺骗，蒙蔽。
[2] 浩居：同“傲倨”（毕沅说），傲慢。
[3] 倍：背。傲：通“遨”，游戏。
[4] 人气：疑当作“乞人”（孙诒让说），即乞丐。
[5] 鼸鼠：即田鼠。羝：牡羊。
[6] 贲彘：野猪。
[7] 散人：儒者对墨家的称呼（吴汝纶说）。
[8] 子姓：子孙后人。
[9] 此句误倒，当为“因人之家以为翠”（孙诒让说）。翠，当为“臎”之省（毕沅说），肥。
[10] 尊：通“樽”，酒器。
【译文】
况且用繁复的礼乐迷惑众人，长久的服丧和虚伪的哀痛欺骗亲人，设立宿命论主张使人安于贫困并且以倨傲为高尚，背离根本、放弃正事而安于使人怠惰的游戏，贪图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饿寒冷之境，在冻饿而死的威胁之下，无法摆脱。就像乞丐一样行乞，像田鼠一样偷藏食物，像公羊一样盯住食物不放，像野猪一样纵身跃起争夺食物。君子笑他们，他们就发怒说：“你们这些散人，怎么懂得贤良的儒者呢？”夏天向人求乞麦子，五谷都收获以后，就有富贵人家大办丧事，子孙们都跟随其后，饮食得以满足，办了几家丧礼以后，家用就充足了起来。借他人的丧事来养肥自己，靠别人的田里的粮食来酿酒，富人家里有了丧事就很高兴，欢喜地说：“这是我衣食的来源啊。”
31.5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1]。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2]。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3]，奚仲作车[4]，巧垂作舟[5]，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6]，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注释】
[1] 服古言：当为“古言服”（王念孙说），即古言古服。
[2] 循：述，因循。作：创新。
[3] 伃：夏少康的儿子季杼，传说是他发明了铠甲。
[4] 奚仲：黄帝之后，姓任，为夏朝大禹时期的车正。
[5] 巧垂：又称工垂，尧时的巧匠，传说是舟船的发明者。
[6] 鲍：通“鞄”，制造柔革的工匠。函：制造铠甲的工匠。
【译文】
儒家的人说：君子一定要说古代的话、穿古代的衣服，然后才能称得上仁。答道：所谓古代的言论和古代的衣服，都曾经是新创的。而古代人那么说话、那么穿衣，就不是君子了吗？既然如此，那么一定要穿不是君子穿的衣服，说不是君子说的话，然后才能称得上仁吗？又说道：君子遵循前人而不创新。答道：古时羿发明了弓，伃发明了铠甲，奚仲制造了车，巧垂制造了舟，那么如今的皮革匠、铠甲匠、造车匠、木匠都是君子，而后羿、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况且，凡是现在遵循的事情必定有人开始去做，那么君子所遵循的都是小人之道吗？
31.6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1]，施则助之胥车[2]。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3]。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4]，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5]？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6]，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7]，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
【注释】
[1] 揜函：当为“奄卒”。谓敌困急则不忍射（孙诒让说）。
[2] 施则助之胥车：文有舛误，大意是说敌人败走，应当帮助他推辎重车辆（孙诒让说）。
[3] 相与：相敌对。
[4] 无故：没有道理。
[5] “相”下当有“与”字，指相敌（王念孙说）。
[6] “圣”下当脱“人”字。
[7] 群：大。
【译文】
又说道：君子胜利之后不会乘胜追击，不射身陷危境中的敌人，敌人败走应该帮他推辎重车辆。回答道：如果都是仁人，那就没有理由相互敌对。仁人把他们对是非取舍的道理告诉对方，无理的服从有理的，无知的服从有知的，理屈词穷的就一定服从，见到好的就必定依从，怎么还会相互敌对呢？如果暴虐的双方相互争斗，胜利者想要不去追赶战败一方，不射身陷险境之中的敌人，敌人败走还要帮他推辎重车辆，即使这些都能做到也不能算是君子。或者对于暴君统治的国家，儒家圣人要为世人除害，兴兵诛罚，胜利在即却用儒家思想命令他的士兵说：“胜利后不要追赶败走的敌人，不射身陷险境之中的敌人，敌人败走应该帮他推辎重车辆。”暴虐的人也能存活下去，但天下的祸害不除，就是大加残害父母，而且还会深深地伤害世人，没有比这更不仁的了。
31.7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1]，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2]，恬漠待问而后对[3]，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4]，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5]，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6]，则高拱下视[7]，会噎为深[8]，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
【注释】
[1] 此两句疑当为“事亲务孝，得善则美”（俞樾说）。
[2] 豫：犹“储”（俞樾说）。
[3] 恬：安静。漠：冷漠。
[4] 机辟：捕猎用的工具。
[5] 物见利使：此处文有舛误，大意是说利之所见，唯恐后言（俞樾说）。
[6] “君”字疑为衍文。
[7] 拱：敛手。
[8] 会：通“哙”，咽喉。噎：哽噎，不言之意。
【译文】
又说道：君子像钟一样，敲它就会响，不敲就不响。回答道：仁人侍奉主上竭尽忠心，侍奉双亲竭尽孝顺，君父有善行就赞美，有过错就劝谏，这是为人臣子的正道。现在敲它就响，不敲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沉静冷漠地等待君主发问然后才回答，即使是对君亲非常有利的事情，不问就不说，如果将有严重的寇乱、盗贼即将作乱，就像机关一触即发，别人不知道，而独有他知道，虽然他的君主和双亲都在跟前，却不问就不说，这就是引发祸乱的贼子了。这样做人臣是不忠诚，做人子是不孝顺，侍奉兄长是不敬悌，与人交往是不忠贞善良。遇事在朝堂上持后退不言的态度，见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唯恐比别人说得晚。如果说了却无利可图，就把手高高拱起，眼睛看向下面，哽噎不言，讳莫如深，说道：“这个我没有学过。”虽然君主急于用人，他却远远地躲开。
31.8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1]，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2]，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3]。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4]，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5]，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6]。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7]，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注释】
[1] 远施周偏：疑当为“远用遍施”（曹耀湘说）。
[2] “利”上脱“不”字（俞樾说）。
[3] 僇：通“戮”，杀。
[4] 此句当作“教行于下，必利上”（俞樾说）。
[5] 同：疑为“周”之误（俞樾说）。周谋，言思虑周密。
[6] 非仁义之也：据上文当为“非仁之类也”。
[7] 贶：赐。这里用作谦语，指进言。
【译文】
把道理和学术事业都统一于仁义的人，都是从大处说可以治理万民，从小处说可以担任官职，从远处说就能遍施于天下，从近处说能用来修身养性，不符合道义的地方就不停留，不符合大理就不做，一定追求兴天下之利，回旋曲直，达到目的为止，这就是君子之道啊。从我所听说的孔某人的行为，和这些是根本相反的啊！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如何？”晏子不回答。齐景公又问，还不回答。景公问：“向我说起孔子的人很多，都认为是贤能的人。如今寡人问起，而你不回答，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我不贤，不足以了解贤人。即使这样，我所听说的贤人，到了一个国家就一定会促使国中君臣亲和，消除上下之间的怨气。孔某人到了楚国，知道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交给他，楚君几乎被害，而白公也被杀。我听说贤人得到上面的任用就不会浪得虚名，得到下面的民心就不会危害君主，言论被君主采纳就一定会有利于百姓，教化下面就一定会有利于君主，所以言论明白而且容易知晓，行动明确而且容易跟从，奉行道义可以让百姓知晓，谋划思考可以通达于君臣。如今孔子深谋远虑却侍奉贼人，殚精竭虑却行邪恶之事，鼓动以下犯上，教唆臣子去谋杀君主，这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一个国家却结交贼人，这不是正义的人啊；知道别人不忠贞，还劝说他作乱，这不是仁人啊。躲开别人然后在背后谋划，避开人然后在背后议论，奉行道义不能让百姓知晓，谋划思考不能通达于君臣，我不知道孔子的行为和白公有什么区别，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唉！向我进言的人很多，如果不是先生您，我终身都不知道孔子和白公是一样的人啊！”
31.9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谿[1]，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2]，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3]，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4]，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5]，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6]，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7]，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8]，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9]，盛为声乐以淫遇民[10]，其道不可以期世[11]，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12]，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13]，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14]，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15]，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16]。孔某之诛也[17]。
【注释】
[1] 尼谿：古地名，不详。
[2] 浩居：傲倨，傲慢。自顺：纵情任性又自以为是。
[3] 淫人：使人懒怠而松懈。
[4] 宗：通“崇”（孙诒让说），崇尚。
[5] 机服：即奇装异服。勉容：强为仪容。
[6] 蛊：诱惑，欺骗。
[7] 务：致力，从事。趋：小步快走，表示恭敬。翔：盘旋，指进退从容有度。
[8] 絫：同“累”，重迭。
[9] 营：惑。
[10] 遇：通“愚”。
[11] 期：当为“示”之误（俞樾说）。
[12] 鸱夷子皮：即范蠡。
[13] 南郭惠子：孔子弟子，不详。有人认为是卫惠叔兰（朱彝尊说）。
[14] 间：当作“闻”（苏时学说）。
[15] 高、国、鲍、晏：齐国的四家高级贵族。
[16] 言：为“意”之误，即“億”，亿（孙诒让说）。术：通“率”（孙诒让说）。《广雅·释言》：“率，计校也。”
[17] 诛：当为“谋”（苏时学说）。
【译文】
孔某人到齐国去，见到齐景公。景公很高兴，打算把尼谿封给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晏子。晏子说：“不可以。儒家的人非常高傲而且自以为是，不可以教化下民；爱好音乐而使人怠于政务，不可以让他们亲身治理国家；主张宿命而怠于行事，不可以让他们担任官职；崇尚厚丧久哀，不可以让他们关爱百姓；奇装异服并强作庄敬的面容，不能让他们来教导大众。孔某人极力修饰仪容来蛊惑世人，用音乐歌舞聚集徒众，把登降的礼节变得繁复无比以示有礼，追求从容有度的进退礼节吸引人观看，学问广博却不可以用来议论世事，劳神苦思却不能有利于百姓。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术，年富力强的人也无法完全奉行他们的礼节，积聚财物也不能满足他们的享乐，繁复地修饰他们的学说来迷惑当世的君主，大举推广音乐来迷乱愚蠢的百姓，他们的学术思想不能公之于世，他们的学说不能用来教导民众。如今君王封赏他希望有利于齐国的风俗，但这是不能用来引导国家和民众的。”齐景公说：“好。”于是给他很多礼物，却留下封地，恭敬地接见他，但不询问他的学说。孔某于是记恨上了景公和晏子，就把范蠡安排在田常的门下，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南郭惠子，然后回到鲁国。不久，听说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就告诉子贡说：“赐，做大事就在今天了。”就派子贡到齐国去，通过南郭惠子拜见田常，劝说他讨伐吴国，并让高氏、国氏、鲍氏、晏氏不要妨碍田常作乱，又劝说越国讨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受了国破的灾难，死去的人数以十万计，这都是孔某人的阴谋啊！
31.10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1]。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2]。十日，子路为享豚[3]，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4]，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5]，割不正弗食[6]，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7]，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8]，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注释】
[1] 决：疑当为“抉”（孙诒让说），撬开。植：关门时插门用的直木。
[2] 糂：把米加入羹中。
[3] 享：通“烹”。豚：小猪。
[4] 号：当为“褫”之误（毕沅说），剥，夺。
[5] 席不端：指坐席铺得不端正。
[6] 割不正：指肉块切得不方正。
[7] 苟：读为“亟”，急（王念孙说）。
[8] 赢：盈（王念孙说），有余。
【译文】
孔某人做鲁国的司寇，舍弃公家之事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作为鲁国的相国而出逃，与守门人争抢门栓，孔某人撬开城门上的直木让他逃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的时候，用野菜叶做的羹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十天之后，子路为他蒸了一头小猪，孔某人不问肉从何而来就吃了下去；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买酒，孔子不问酒从何而来的就喝了下去。哀公迎接孔子回国，席子摆得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方就不吃。子路走上前，问道：“为什么和在陈蔡的时候行为相反呢？”孔某人说：“来，我告诉你：从前我们是急于求生，现在我们是为了求义。”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任意取用外物，在衣食无忧的时候就需要伪装自己的行为来自我粉饰，污秽奸邪、狡诈虚伪，还有比这种行径更甚的吗？
31.11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1]，此时天下圾乎[2]！周公旦非其人也邪[3]？何为舍亓家室而托寓也[4]？”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5]，阳货乱乎齐[6]，佛肸以中牟叛[7]，桼雕刑残[8]，莫大焉[9]。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
[1] 瞽叟：舜的父亲。孰：当为“蹴”之误（孙诒让说）。蹴然，吃惊不安的样子。
[2] 圾：通“岌”，危险。
[3] 非其人：当作“其非人”，“人”与“仁”通（孙诒让说）。
[4] 亓：“其”的古字。
[5] 孔悝：卫国卿士孔圉之子，卫国掌权人物。蒯聩回国为夺取君位，挟持孔悝发动政变，子路正是死于这场政变。
[6] 阳货：鲁国大夫季平子的家臣，掌握着季氏的家政，季平子死后，专权鲁国。后来他与公山弗扰共谋杀害季桓子，失败后逃往齐国。
[7] 佛肸：晋国赵简子的家臣，曾任中牟宰，在中牟发动叛乱时曾意图招孔子前往。
[8] 桼雕：即“漆雕”，孔子弟子漆雕开。
[9] “莫”字上当有脱文。
【译文】
孔某人和他的弟子们闲坐，说：“舜看见父亲就局促不安，那时天下真是危险啊！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家而独自住在别处呢？”孔某人的所为，都是出于他的心术。他的党友、弟子都仿效他：子贡、子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国作乱，佛肸在中牟叛乱，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作为孔某人的弟子，步老师的后尘，一定会学习老师的言论，效法老师的行为，才力不足，智慧不够，然后才停止。如今孔某人的行为如此，那么儒士们的行为就值得怀疑了。
【评析】
《韩非子·显学》中提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作为先秦思想界的两个庞然大物，两个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碰撞与争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儒墨两家还有很深的学术渊源。关于这一点，《淮南子·要略》记载得很清楚：“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儒墨两家学出同源，只是后来墨子因为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的不同才与儒家思想分道扬镳。作为一代学术宗师，曾经从儒的学习经历使墨子对儒家学派的弱点知之甚详，批驳起来自然得心应手、言之有物。我们面前的这篇《非儒》主要是从两个方面非难儒家思想，一是从学术思想的角度集中批评儒家礼学的繁琐性、矛盾性和虚伪性，表现了墨家思想锐利与深刻的一面；二是从儒家思想创始人身上附会史实以攻击儒学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批评已经属于人身攻击的范畴，反映了墨家思想狭隘与极端的一面。
从儒家学术思想自身的弱点出发进行的批评是这篇文章的精华所在，墨子这种犀利的批评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首先，墨子从儒家学术自身的矛盾性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段非常老辣。儒家学者看重礼学，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差等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内部，人们需要根据亲疏尊卑来确定礼的繁简程度。而墨子则敏锐地指出，儒家的这种礼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以亲疏确定礼的繁简与以尊卑确定礼的繁简会产生冲突，妻子和嫡子的丧礼规制与父亲相同，超越了伯父和宗子的丧礼规制，这种规制实在有悖儒家自己提倡的尊卑纲常。儒家的礼制实质上是“重亲”而轻“尊卑”，按照墨子的话说就是：“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再者，儒者强调“述而不作”、“必服古言然后仁”，这个观点成了划分君子小人的一个标准。但所谓的“古”，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古之言皆尝新矣”，当时服膺这种言论的人按照儒者的观点岂非都成了小人？显然，墨子从儒家思想内部矛盾入手瓦解儒家思想的方法是中肯而有效的。其次，墨子认为儒家提倡的礼制过于繁琐，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社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也就是墨子所说的：“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第三，儒家后学“繁饰礼乐”的一个非常坏的后果是逐渐形成后世儒学的虚伪性特征。由于外人很难掌握这种繁琐的技能，即使是专门的学者“当年不能行其礼”，所以礼乐渐渐为儒家学者所垄断，造就了一批打着仁义道德旗号的社会寄生虫。“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这实在是对儒门败类的辛辣嘲讽。其实，不仅墨子看到了儒家鄙薄的一面，荀子也曾指出儒者内部的分化现象，“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其中的“俗儒”与墨子笔下所描绘的形象殊无二致，他们“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荀子·儒效》）
与本文前半段精彩的理论批评相比，《非儒》文章的后半段则显得偏执了许多，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儒家创始人孔子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文中一方面假借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对孔子其人进行了根本性否定，另一方面直接附会历史事件揭批孔子及其弟子的虚伪言行：“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家偏激之言当然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但墨家通过破坏孔子形象而行倒儒建墨的目的则是可以想见的。清人汪中认为：“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墨子序》）平心而论，汪中的这种评价是客观而理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