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尔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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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研究世界历史的人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许多痛苦和破坏。数百个州府被轮番攻取和克复,交战双方都在烧杀抢掠,城池空却,原野荒芜,前方则是更惨烈的战争和屠杀。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摧毁清王朝,把帝王拉下皇位。到了1882年,S.W.威廉斯在他的《中央王国》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场运动:

    “他们点燃的内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被双方军队践踏过的土地,只剩鸟兽在盘桓、栖息,原本车马喧嚣之声荡然无存,只剩雉鸟飞旋带过的风声。居民曾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也已蔓草丛生。钱财不断流失,幸存者每天与痛苦、疾病和饥饿相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1851到1865年间,大约有2000万人因太平天国运动而丧生。”

    清廷软弱,政府无能,所以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一则因为1853到1858年间,太平天国没有强大的领袖力量,二则因为曾国藩的出现。1926年的中国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作用,但许多外国历史学家却被一支小型外国军队所取得的成就遮住了双眼。这支部队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后来由“中国人”戈登领导,官兵约3000人,被誉为“常胜军”,戈登几乎因此被奉为圣人,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却被淹没在烟尘之中。

    把本应属于曾国藩的成就安在戈登和李鸿章头上,如此的不公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当时曾国藩面临的是多重困境:清廷数百年统治的弊病已经暴露,没有人能助他一臂之力,维持军队的饷银又极度匮乏,十多年的军队开销加起来不过2100万两白银,再加上他自己又不通行军用兵之道,但即便如此,曾国藩最终还是凭着清晰的头脑、永不言败的决心、审慎的态度和敏锐的直觉,镇压了这场运动。他从不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反而愿意让有识之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他们的才能,弥补自己在用兵上的不足。他信奉儒学,努力践行君子之道,从不曾因危险或怕失脸面而背离自己的职责,而且在那样一个诚信比较缺失的时代,他能做到直言不讳,开诚布公。

    据我所知,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日本作家将曾国藩比作了华盛顿。用拿破仑作类比是不合适的,因为两者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曾国藩可以称作是远东的华盛顿,他凭自己的力量与执着的信念,参加过前途未知的征战,经历过以弱斗强的险境,最终让中国免遭分裂与毁灭。中国当代学者梁启超曾说过,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不仅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并不多见。如果担心这个评价过誉了,怕唐突了其他人,那么说曾国藩是19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绝对不为过的。

    然而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却对曾国藩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指责他拥戴异族建立的清王朝,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曾国藩确实如此。君主专制以及一切形式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如今的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为民众所抵制,但是,这样的思潮是在曾国藩死后又隔了整整一代人才逐渐兴起的,如果用当今的思想标准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岂不是很不公道?难道我们不该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感知一下那个时代普遍的声音?除了用当今的反君主制思想去评价一个早已作古的人物,如今的年轻人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又足够忠诚的人来捍卫领土的完整,晚清时期的中国很可能已经因内战而分崩离析,最终落入外国人之手,因为那时列强都在埋头建立自己的帝国。中国一直以来都处于完整和中立的状态,正是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成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造反运动的结果。

    这本书原本是笔者攻读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为了让本书内容更加完整,笔者添加了曾国藩人生最后7年的概述,主要涉及他为剿捻所做的准备,也就是为李鸿章镇压捻军所做的铺垫,以及他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的一些事迹。另外,笔者还从曾国藩的书信中收集了一些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此外又多加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这似乎也很有必要,因为这能帮助解释太平天国运动是如何星火燎原的。为了完成这些修改,笔者略去了许多关于战役的细节。

    中国的人名地名很难用罗马拼音标注。现在已经有几个现成的注音系统了。对于地名,本书会尽量使用邮局地名清单中的名称。对于其他专有名称,本书采用的是韦氏音标。不过不管是人名和地名,都会出现几个例外。有些名称的标注方法已经约定俗成,硬要改过来恐怕就显得太过死板了。

    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理解那个为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人,那么笔者便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头,因为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外交关系于中国的意义日益凸显,所以对这个时期中国的史料,我们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西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这个时期,但这样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

    耶鲁大学的F.W.威廉斯教授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并在修订时也给予了建议,笔者的不少资料也是从威廉斯教授处获得,在此请允许笔者对威廉斯教授表示真诚的谢意;另外要感谢F.浅川教授,他在翻译工作中提供了建议与帮助;也多谢长沙的G.G.沃伦牧师,他对本书的几个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另外还有耶鲁大学中国分校的左福和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在处理汉语材料时提供的帮助。

    W.J.H

    1926年11月

    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