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交通工具

沈从文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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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辇舆

    《史记·夏本纪》称“禹行四载”,四种交通工具中有“山行乘”,注解恐难得详尽。特别是这种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后发展,用以书注书方法,不免顾此失彼,读者既得不到原来形象具体知识,更难得到在历史发展中,这一奴隶社会残余转入封建社会制以后种种知识。试从形象出发,结合史志记载,相互印证,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识。

    金文中常见“辇”字,反映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虐待奴隶现实,用人当牲口使用四人拉车的情形。殷商发掘是否有遗物出土,不得而知。《史记》提“山行乘”,集注会注必有解释,不是本人所能深究。唯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测得知,必是“抬举”而不是“推挽”。(古有舆人之诵,得知周代还在使用,但是否即“”,个人为无知。)汉石刻千百种,似无形象可征。四十五六年前,记得曾展出个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图》,有不少人夫开山运石,是不是同时也有的形象,已难记忆。至于清代那个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图》,时间差距过远,不可望发现有用证据。

    直到近年,云南昆明附近石砦山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群,在一个铜鼓边缘装饰图像中,却有个西南夷酋长出行图,给了我们不少新启发。这个酋长是稳稳当当半躺式坐在个四人肩扛的家伙里的。人人耳着大环,头缠长巾,前后亲信随从,均腰围虎皮,表现得十分明确具体。不仅证实了两千多年前古代“”的式样和坐法,还同时证明了此后千余年唐人樊绰著《蛮书》里提起的南诏酋长随身亲信官必身披“波罗皮”的事实。因为《蛮书》就说“波罗即老虎”。这个图像的出现,即可证明“山行乘”的制度,还可说明《蛮书》所称南诏土官必腰围虎皮,西汉以来就是这样,延长千年还未大变。(并且因此明白明以来犀毗漆中“斑犀”又称波罗漆的由来,技术实传自云南,首先或多用鞍鞯,和赵璘《因话录》记载,说犀毗出于南诏鞍鞯叙述相同。)

    汉石刻多成于东汉,且集中于山东或徐州一带地区,交通发达,没有“”的应用形象,事极自然。但为时稍后,就有发现,反映在《女史箴图》卷中。文章出于西晋著名文人陆机(即《文赋》作者),文章辞约而意深,不愧为好文章,画则历来以为成于东晋顾恺之手笔。就画言画,产生有可能还较早一些些,因为内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个梳头宫女,发髻后曳一长髾,完全是汉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画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搁置一漆奁,汉末似名叫“银参带严具”,见于曹操《上杂物疏》,在严可均辑《三国文》中,当时即作为贵重事物,所以缴还政府的。东晋则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所以原作可能还早几十年。出于陆机同时的画家之手。这个卷子或是重摹,时代又较晚于顾好几个世纪,疑出自隋人。因为:

    一、题字和隋代字体极相近。末题顾姓名,当时似还无这个习惯。

    二、奁具上柿蒂画得不大对,明显已不懂制度。这当另作商讨。

    更重要还是这个画卷里有个八人抬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上加纱罩帐子的一个坐具,内坐一人似乎还在从容读书的样子,晋代名称应叫“八杠舆”或“平肩舆”。又还另有个砖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纱帐,其他大同小异。记得《晋书》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舆”,而侍从鼓吹必着“荷叶帽”,这个砖刻上即前有鼓吹,后有仆从,果然帽子多像个倒覆荷叶,可知流行时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纪间。如不文图互证,认识是难具体的。

    到唐代,则发展成为“腰舆”或“步辇”。唐代名画家阎立本、立德,具家学渊源,画艺多于其父隋名画家阎毗。传世《列帝图》即出其手,内中梁武帝也坐了个有脚的平榻状东西,旁附双杠,似由四人抬扛,和前者相似而不大同。特征在用手提,齐腰而止,照史志称呼,宜名“腰舆”。当时大致只限于宫廷中短距离使用,出行是不抵事的。

    阎立本既承家学,唐初由虞世基等制定官服制度仪卫规则时,阎氏弟兄即参与绘图。如用《列帝图》和敦煌唐初贞观时壁画《维摩说法图》下列帝王大臣听经形象相比证,可知《列帝图》所绘必有所本,非驾空而成。特别是关于“腰舆”的应用形象,必有一定真实性。因为凡事不孤立存在,这个“腰舆”实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启,同时又还可能有别的相同存在的。

    传世名画还有《步辇图》,绘李世民从容坐在“腰舆”上接见吐蕃使者形象。前有一着青绿执小笏赞礼官,腰系“帛鱼”,后即吐蕃使者,拱手而立。步辇前后有宫女四至八人,穿紧身小衣,波斯式金锦卷口裤(和洋服裤极近),软底锦靿靴(即后人所谓小蛮靴),披长帛,腕着蛇形金钏,《拈花图》似乎也有过(这种蛇形金钏似外来物,实物只明万历七妃子墓中曾出土过)。李世民着黄色常服,黑纱幞头,相当文静,须角虽上翘,却与后来诗文形容虬髯可挂角弓(似应为如角弓)不大合,无背景,明显近于刚从宫中出来,半道相遇而停下来接见的。似不符合应有排场。好像是时代较晚什么人,把阎作《职贡图》不一定是吐蕃使者中一人,配上隋炀帝一类人物“夜游图”凑合而成。因此是否成于阎之手笔实可疑。但这问题不是本文拟商讨的。只就“步辇”而言,得知是用丝绳一端系在杠上,一端挂在肩头,手扶杠杆行进的,应用情形是相当明确的。唯宫女衣着上身似有点不三不四,在唐代为仅见,近于孤立存在,值得研究。

    (史称黄巢入长安时坐在肩舆上。将不外以上几种式样。个人认为参考前三式似乎妥当些。至于《列帝图》《步辇图》中所见,似近于宫廷中物,应用到黄巢入长安场面,实不大合适。目前陈列画面则似参取最早一式,即石砦山式。但如参第三式或较接近真实。)

    再晚些,即传为晚唐画家周昉在所做的《宫中图》卷里所见的一个方轿式形象,却像是为封建帝王小公主一类带游戏性的东西,也可说是“凤辇”的雏形,因为杠头前端刻了个凤头(记得宋摹唐人绘《阿房宫图》中一个游船,也画作凤形)。

    照史传记载,这时已开始出现“担子”,计分两种用途:

    一为在宫中朝见时,特赐年老大臣,作为一种特别恩宠待遇。正如清代“赐紫禁城骑马”差不多;

    一为出远门代替了骑马旧习惯,改用人力代马。

    两种“担子”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却近于无知。宫里应用只有《宫中图》小型凤辇可得大略印象,上远路则无图像足征。直到五代人绘画里,还是只有《游骑图》传世(赵岩绘《游骑图》)!

    记得故宫八年前名画展览时,曾有一大幅金碧山水,原本即近于逸笔草草(金碧山水还无此一格),绢素又十分破碎,且尺幅极大而景物极细,故宫专家定为“唐”,却照例并不说明什么是唐,特征何在。其实证明非唐,倒有二特征值得注意:

    其一,其中过桥、入庙,到处有不少成形的二人抬轿子出现;

    其二,即画中人物衣冠别致,非唐非宋,多戴一种高筒尖帽,为任何图像所少见,违反了凡事不孤立规律。

    是否较后一时高丽画?大有可能。不过对于字画时代鉴定,有的是专家“权威”,我从来少发言权,只是从制度上提提而已,疑是五代十国滨海偏霸所属作品,也还少证据。但肯定不会是唐代中原画家手笔,则从大量出现轿子可知。

    因为直到北宋,燕云十六州割去后,马匹显然已相当缺乏,全靠川蜀,茶马司锦坊织锦和茶叶等换取川西北山马备军用、官用。北宋官制定鞍镫制度时,还分二十(十八?)来种,最高级为“金银闹装鞍”,官价要二百多两银子才备办,即最小的县令,“铁制银衔镫鞍具”,也还得十二两银子。史志还提到县令许可用八到十二仆从,戴曲翅幞头(一称卷脚幞头),还得知内中有个仆从,照例专扛一张有靠背可折合的交椅,把它套在颈子上上路的。留下两个画面可以作证:一个在《清明上河图》中,在开封市人众往来中,有那么一位知县和仆从出城;另一个在天籁阁藏宋人画册中,有幅题作《春游晚归图》的,明明白白也是县官“走马上任”的情景,才独自骑马,而用上八到十二个随从抬抬扛扛前后相随,正和史志叙述相合。(无知收藏家或商人,随意题个“春游晚归”,有知的“专家”,也即省事原样展出,就只这个画册里至少就有三幅名称和内容不符合,还少有人提到!)

    宋代官制品官出行必骑马,但妇女出行,特别是清明扫墓,坐“小轿”已成习惯。《东京梦华录》上就记载得极详细,还说清明出城扫墓,归来必在轿前插雪柳。《上河图》就反映得清清楚楚。这像还只是统治阶级中层使用的。开始还有更简便些,切合山行的式样,即传世郭熙名画《西湖柳艇》大轴画幅里所反映的当时西湖游客所乘“四川滑竿”式的工具。传世横卷中还有个颜晖绘的《钟馗出游图》也坐了那么个东西,印于波士顿藏中国名画中,或张大千辈伪作。(这个简便式样,直到我在双溪乡下默写这个小文时,住处附近的区医院,还经常可看到由较远山村来诊病的老人,由二亲人抬扛而来。)

    宫廷中,似乎也还依旧使用装备较完美的轿子,最有代表性,最传世萧照所绘《中兴桢应图》卷中的反映,已开启后来明、清两代轿子基本式样。

    这就是《史记》所称“山行乘”由奴隶社会延长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也反映长期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一个方面。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但经常也会在某一方面、某一地区、某种事物中,不仅会保留些封建制度残余,甚至于还反映奴隶社会制度人不当人的残余。所以尽管商代以来,制车工艺,即已达到相当高水平,唐代因为国家养马到了四十五万匹,一般妇女出行也骑马,而全国还设有驿站、官邸,因公出京上京的,都可照当时等级制度得有使用相应马匹和住处权利。但是到了近六百年的明、清两朝,反而做武将的,也有出门不会骑马,只坐到四人或八人抬的“官轿”里的事情!使明、清政权的贪污腐败,极端无能,终于崩溃,被人革命打倒,这个当然不是主要的,但即就这一件小事说来,也可以明白“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趋势、发展,是终于积累如此如彼的种种,促进了封建皇权的倾覆,在势是无可避免的。

    (附)篮舆、板舆

    或问:“晋南北朝史志记载可能还有个什么简便的玩意你忘了,试想想看!”

    当然忘掉的还不少,一个人即绝顶聪敏,无一本书,无一个实物图,无一个形象图,这么过考,也怕难及格的。何况我这么一个公认为笨拙的人。严格地要求,是肯定不过硬的,那就得包涵包涵了。

    三四十年前读《陶潜传》里,似曾提到过他上庐山应庐山高会时,由于山路高,年岁老,要子侄们用篮舆或板舆抬上山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似乎没见过。但到北宋李公麟绘了个《庐山会图》,记得却像个四方平板小筐筐,是子侄挑上去的,离地不及二尺,倒也方便省事。此外还有个署名《靖节轶事》的小画册,笔道细如明代尤求,也署名李公麟,好像也有那么两人有一个扁担各挑一头的办法,在行进中。稿似相当旧,但是那个篮舆似乎不会早于宋代,而且明显不像是从实用物画出的。

    谈车乘

    《穆天子传》称周穆王驾八骏马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有无八马车出土或形象出现?世传八骏图时代多较晚。这个文件,似出于晋束皙整理太康二年汲郡出土竹简搞出来的。所以汉石刻及壁画均无反映。即到南北朝,画面上也未见到。唐代只李世民墓前“昭陵六骏”,虽反映的是他本人作战坐骑实物形象,且各有名称。装备的“五鞘孔制”且为唐代鞍具制度,见于史志。但多少或受了点八骏传说及名目影响。

    个人所见,似乎还是元、明人所作《八骏图》。是否由赵松雪创始,已难记忆。

    传世五代人绘《汉武帝见西王母图》(或《会上元夫人图》?)并无车乘表现,只背景作瑶池水波。

    《诗》称“六辔沃若”,又古文有“驾朽索而御六马”,可见古代必有“六马车”。有没有形象可证,或遗物出土?照诗文称引应当有。遗物似未闻发现,图像也未在汉石刻有反映。

    汉代郡守似有“五马”之称,石刻和砖刻宜有反映,也没有见过。或者另有解释,不得而知。

    《司马相如传》似有“不乘高车驷马,不归故乡”语。应作何解?有无形象可证?是不是司马相如文传,难于记忆。“高车”或指“高轮”或“高盖”,即车中那个高高的伞盖。蜀中近年出土汉浮雕砖即可证明。传世或出土铜鎏金水仙花式的“盖弓帽”,就是在伞盖末端,有整份出土物,数目难记忆,不过据此可知,这种高伞盖,是可撑可收的。如复原,或能个六分近似。但河南浚县卫墓出土驷车复原实物,得知西周还没有用伞盖,虽曲辕在中,旁各二马,但直衡和套马颈部之轭,彼此相互关系,如何才能达到“控纵自如”情形,模型所见,似还不大具体。报告或已有具体叙述,不妨查查。汉末两晋间还有些四马车形象,反映到绍兴出土铜镜子上,主题却是“西王母会东王公”所乘车。车作轿子式,两旁有窗,四马奔驰,后垂长长丝绸车帘,似由后面上车。汉石刻也有同式车子,只独马。记得曹操借故把三国时著名文士杨修杀害后,曾写了个信给杨修父亲汉太尉杨彪,送了些礼物,又用他的妻子名义,给杨修母亲一些礼物,内中有一辆车子,似名叫“通明绣幰四望七香车”。名称过长,不大容易记得清楚,可能有些遗漏。照时代估计,应当和镜子上形象相近,大致只是独马。它的特点是轿子式,后面拖曳长长绣幰,还影响到隋唐贵族妇女用小黄牛驾的“金犊车”或“油碧车”。镜子上四马,或因西王母的身份,本意或许用八骏马,受画面限制,只用四马表现。另外,还有同时或晚些传为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所乘四马车,车后斜插二火焰边长旗,即史传所称“王者乘九斿之车”,马前两旁还各有执弹弓任保卫责任的“附马”,真正名副其实的“附马”。照画中男女人物衣冠制度说来,至早是北朝人手笔,比顾可能晚二百年或更多。因为给画中洛神着齐梁时装,男子臣仆着北朝装,此画出现事实上还可能更晚些。时代必在隋、唐间,才会这么办。极可能,是隋代画家作的。因为赋中“蛟龙挟毂,鲸鱼为卫”,鱼龙形象和敦煌隋壁画反映极相近。而执弹弓附马,也是隋、唐制度。记得说的是王公贵族出行时,用来驱逐拦道行人,也即镇压人民意。(后来“弹压”二字,可能即由此而出。是否这样,得问问编字典专家!)

    这个“王者九斿之车”,虽不一定出于东晋顾恺之手,但是用到晋代大事件上,还是可以参考。比如说,我们如绘“淝水之战”,谢玄十二万人如何击溃了苻坚数十万人马情形,史传记载,还曾提及当时苻坚做皇帝的车驾御辂也丢失了,用这个车作参考,似比用别的合适一些。比较后些,宋初作《绣衣卤簿图》和清《卤簿图》或《南巡图》御辂都更壮观些,但不如前者时代较接近。

    此前一定还有不少四马车图像,只是限于见闻,难提意见。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诗经》中所提,是否和三马车有关?

    说起《诗经》,我真惭愧,也可说“读过还背诵过”,也可说“毫无知识”。因为六十年以前,记得在私塾上学时,每天温书,内中《诗经》最容易背,内容可比《论语》深得多。如“关关雎鸠”,老秀才塾师,也讲不出所以然。好奇心强,问得多些时,就得自己搬凳子,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凳上,被狠狠揍二十板,事后还得向牌位作个揖,搬凳子自归原位。因此一提《诗经》,就联想到这种封建教育。加之时间过了半世纪多,就多模模糊糊了。好像还有个“两骖雁行”,若只重在解释字义,查查《十三经注疏》省事,如所说恰指的是三马车,图像似无反映。或许是由于我孤陋寡闻,提不出形象证据。还依稀记得《左传》上或别的提到个故事,说某马必蹶,或和三马车有关?至于两马驾的“骈车”,那倒比较容易明确。不仅用马,还有用“鹿”用“牛”的,倒像是读书人闻所未闻。照应用说,这种两马骈车,是最容易控御的。所以孔子谈教育中的六艺之一的“御”,那驾车技术的训练,虽不明指马数,有可能只指一马。不过后来说的骖乘,似即指车旁的卫士骑从而言,如汉代四川蜀中画像砖,骈车旁二骑从,《洛神赋图》中二挟弹弓骑从而言。这种专门知识,恐得问“专家”!因为记得历史博物馆曾陈列过不少马数不等的模型车,向“专家”请教,不会错。我说的可能是“专家”不注意的小问题,是常识,是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