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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借此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自己成长于其中的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的家具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还不如说是他的灵魂被家具所拥有。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因为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的城镇的历史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带有塔楼的城门、市政厅、集市都看作他年轻时的一本绘有插图的日记，并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他自己————他的力量、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人们曾经可以生活在这里，”他说，“正如现在人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将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坚韧不拔的人，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这样，通过他所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他穿过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远远地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体现在他具有如此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体现在他能察觉出仅残存一部分的痕迹，体现在他能够出于本能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出羊皮纸上重新涂写过————甚至是多次涂写过的文字。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 (1) 的纪念碑前，他的感情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坚强、粗犷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那种在诗人之中重新唤醒古代意大利天才、形成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2) 所说的“远古弦乐的绝妙回响”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带来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尼布尔就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着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人民固定在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遇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辛苦工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脊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喻却是有益健康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单纯只是想要迁徙和冒险的愿望————也许是在整个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人，或是看到一个对自己的早期发展丧失信心、放任世界主义蠢蠢欲动、放任自己无止境追求新奇东西的民族注定有着怎样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大树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幸福感，来自知道了个人的成长不只是随意的偶然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果实和花朵，这种过去不仅为现在辩护，更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
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如同我们在纪念式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历史服务于生活并被其目标所指挥时，过去本身也受到损害。换个比喻来说，大树更多的是感觉到树根，而不是看到树根。这种感觉的巨大程度是凭借可见的树枝的巨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大树有可能错了，那么它对于整个森林的感觉又会是多么错误啊！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者帮助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怀古感也总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很多东西完全没有被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被看得太过重要了。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来都没有从其真实的角度被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拒绝。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其挺直鼻梁和冷酷表情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是养成的习惯在没有了虔敬之后依然存在，并恭敬地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一种重要的天分、一种真正的精神需求，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对一切古老东西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狼吞虎咽地吃下从文献书单上掉下来的所有残渣。
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式历史独自扎根其上并能有益于生活的那种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它变得过于强大，侵入了其他方式的领域，就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式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强烈冲动，并使得行动者麻痹。而行动者作为行动者，总是必须要伤害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总会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赋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胆大妄为，甚至邪恶无耻的事情。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第三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服务于生活的。为了能够活下去，人必须要有力量打破过去，还要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被定罪的，这是世间之事的一项法则，因为它们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弱点。在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正义，宣读判决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阴暗模糊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然而若是正义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会是一样的。“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 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在多大范围内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重型大炮，否则他绝不会创造世界。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一个等级、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而言也是危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者时代，则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别人或别的时代，始终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图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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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尔温· 冯· 施泰因巴赫（1244——1318），德国建筑家，公认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核心设计者。———— 译者注
(2) 雅各布·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历史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