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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历史进入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这时，历史舞台上出现空前绚丽多彩、生动壮观的场面：一种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生产力————铁工具，开始被人们使用。新的生产力呼唤着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愈来愈激烈的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又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在动乱、变革和“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奴隶社会迅速崩溃；封建社会即将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然而，就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却有一个诸侯国刚刚诞生，而且还在发展着自己的奴隶制。这个诸侯国就是秦。
进入春秋以后，秦才正式建国。但是，当奴隶制的秦国一旦建立，它就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在不到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就由一个后起的奴隶制小国，一跃而为奴隶制的强国，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艰苦的建国过程
秦的奴隶制政权，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在建国初期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斗争任务，经历了艰苦的过程……
秦国的建立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八年），幽王死后，各个诸侯共同把周幽王的太子立为天子，这就是周平王。周平王继位以后，猖獗于周王畿和关中地区的戎、狄势力有增无已，西周奴隶主阶级在这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周平王于是决定将国都迁往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所谓“迁都”，实际上是被戎、狄赶走，当周平王仓皇逃走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也参加了护送队伍。因此，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把“岐以西之地”“赐”给秦，并准许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这样，秦就由“大夫”上升为与齐、晋等国地位平等的诸侯。从此，建立了秦国。
秦国虽然建立，但首先面临着能不能存在下去的问题。
周平王虽“赐”给秦以“岐以西之地”，让它在这里建国，但在这一带几乎布满了戎人和狄人。在今陕西北部的陕北高原，分布着被称为“白狄”的部落（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在陕西关中、甘肃、宁夏、内蒙古及其以北的地区，就有绵诸、翟、、邽、冀、大荔、乌氏、朐衍等戎、狄部落。［1］此外，在关中东部还有西周留下来的梁、芮等小诸侯国。这么多的戎、狄部落和小诸侯国在这里，使秦国无驻足之地。这些戎、狄部落大部分尚处于“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牧生活转化”（马长寿《北狄与匈奴》，14页）阶段，社会经济较为落后，他们长期以来就是以富庶的关中地区为目标，或掠夺、或骚扰，使居于这里的、以农业生产为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的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西周的统治阶级也不能在这里继续统治，因此才东迁的。所以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就是说：秦能将戎、狄从这里赶走，就可在此建国；若不能也只好听其被戎、狄赶走或被灭亡。
这样，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下去，尚是个未知数。
秦襄公伐戎的失败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以后，就不能不承担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同戎、狄斗争。秦襄公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上台以后一直在整顿武备，“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诗经•驷》毛氏传）。因而秦国出现了用于作战的兵车：“小戎收，五楘梁辀”，“文茵畅毂，驾我骐”（《诗经•小戎》）。兵车上配备着各种毛色的骏马：“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骊是骖”（《诗经•小戎》）。有的马身还著以甲衣：“驷孔群。”（《毛氏诗传疏》云：“：浅也，谓以薄金驾介之札。介，甲也”）同时还制造了各种锐利的武器，如有锋利的三锋矛，“厹矛鋈”；以朱羽为饰的盾，“蒙伐有苑”；以虎皮为室的弓，“虎镂膺，交二弓”（《诗经•小戎》）。在秦人自己看来，这种阵容已是够强大的了：“车既工，马既同，车既好，马既。”（《石鼓文•车工》）武器和战士也相当多：“弓矢孔庶。”（《石鼓文•而师》）这些确实反映了襄公时期，秦国的武装力量有极大的增长。但即使如此，在秦建国的最初几年，它的武力仍不足以将戎击败。从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秦被封为“诸侯”以后，一直到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的四年中，秦同戎、狄斗争取得的成果几乎等于零：周平王封给秦的“丰岐之地”仍在戎、狄控制之下，而秦人依旧只能活动于他们的故居“西垂”。尽管秦人把他们自己的武装形容得那样威武、雄壮，然而也只是到了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十二年）才“伐戎而至岐”（《史记•秦本纪》）。岐，就是岐山［2］，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宝鸡以东。就是在这次东征中秦襄公死去，继位的秦文公（公元前765年至前725年）又退回到西垂故地，秦的中心仍在这里。据《史记•秦本纪》载，文公仍“居西垂宫”，又从传世的景公时制造的“秦公”上，可以看到如下铭文：
虔敬祀，乍（作）宗彝，邵皇且（祖）。
据郭沫若考释：铭文证明为秦文公宗庙之祭器，再从“秦公”器盖上刻有“西”字铭文看，其宗庙仍在西垂。（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这就证明：秦襄公临死前虽然东伐戎人至于岐，但秦人并未在此地停留下来。一直到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以前，秦国人活动的中心仍在如今甘肃天水专区清水一带，他们还不能实际控制关中的丰岐之地。
秦以一个新起的小国，欲战胜战斗力十分强的戎、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建国初期秦与戎、狄的斗争成果甚微。但秦襄公确有夺取丰岐之地的决心，以致死于伐戎之役。正因如此，在秦国历代的君王中，襄公是有较大影响的一个。
二、由失败走向胜利
秦建国七八年以后，才开始有一点发展。
初步取得胜利 秦襄公死后，文公的最初几年也没有什么进展。至公元前763年，继位已经三年的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这时，秦从游牧转向定居的时间不久，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所谓“猎”，就是在不断的战斗中扩大领地，同时还有迁徙的意思。所以，这次“东猎”进行了将近一年，至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才到达汧水和渭水会合的地方————“汧渭之会”（今陕西眉县附近）。秦人的祖先非子曾经在“汧渭之会”养过马，不过，那时的秦还是周奴隶主贵族的氏族奴隶，这次秦重来，地位已经不同，秦国奴隶主决心要把奴隶制诸侯国的势力扩展到这里：“即营邑之”，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秦国取得了第一次伐戎的胜利：“地至岐。”当时，在这一带的戎族首领是“丰王”（顾颉刚：《史林杂识》，57页），秦文公给丰王以打击，这时才真正控制了岐以西的地区。［3］然而，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秦的领地仅仅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没有什么扩展。可见，斗争是十分艰苦的。
“收周余民”初步奠定国基 秦文公率兵至岐以后，虽然在五十年内领地没有显著扩大，但这个时期却是秦国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代的周原，不像现在这样干旱，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1））当时，这里不仅有数不清的河流溪涧，而且有星罗棋布的水泉泽薮：渭水的支流纵横蜿蜒，千河和漆河分别由东西两侧缓缓流过。那时这里的河谷也不像如今这样深达九十多米，而是最多不超过四十米，取水相当方便，河水和泉水都十分充分。（见史念海：《河山集•古代的关中》）在那潺缓流动的河水里，鳣、鲔、鲦、鲿、、鲤等各种鱼类在游动；河面上一群群白鹭在飞翔。（见《诗经•周颂•振鹭》）野地里生长着吃起来甜丝丝的堇荼，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有各种树木，其中的漆树早已被人们所利用，是生漆出产最早的地区。（见拙作《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1））总之，这里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在客观上为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还不仅如此。秦至岐后，就将原来在这里而没有随平王东迁的“周余民”接收过来。这些“周余民”的加入，对秦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本是一个农业民族，相传其祖先后稷就“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周人的祖先从公刘时代起，就到岐山之下“修后稷之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所以这里的人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汉书•地理志》）。到秦建国前夕，周人的农业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在生产工具方面，仅据《诗经》出现的名称就有：耒、耜、钱、镈、铚、、殳、斧，等等。农作物的种类已经有：黍、稷、秬、糜、芑、禾、穋、植、穉、稻、莱、菽和麻、瓜、瓞、桑等，以及杏、梅、棘等果树。秦在这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建国，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人接收过来，就很快地放弃了原来的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而接受较高文明，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68页）。
这样，秦至岐的五十年，正是他们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的关键时期，也是秦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继续巩固领地 取得岐地的秦，虽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它当时仍在戎、狄的包围之中，在其东西均有戎、狄族占领的许多据点，必须消灭或制服这些戎、狄人，秦国才能发展。
公元前716年秦文公死后，由秦宪公继位。［4］为主动向戎人进攻，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秦将国都由汧渭之会徙往平阳（在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使国都距前线更近。这里临近的一支戎人在“荡社”，其首领自号为“亳王”。关于“荡社”的情况，各种文献记载很不一致，其具体地望，有的说在始平（今兴平）（《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有的说在“三原”（史记•秦本纪）《正义》；还有的说在今陕西长安县的东南当时称之为“杜”的地方（见《史记•秦本纪》《索隐》引徐广云），因此又称为“汤杜”。以当时形势推断：戎人往来不定，或许其活动范围就在今三原、兴平和长安县间，其邑则在杜附近。这股戎人自号为“亳”，并命其居地曰“汤”，有“汤杜”（即荡社）、“汤台”、“汤陵”等名称。可见他们与殷商有很大关系（商的首领有汤，都邑有亳）：可能是其所居之荡社原为商人后裔所建之邑，戎人来后仍袭用其号；或是因商汤之子孙有散在西戎者，虽已融于戎族，但继续以“汤”为号。总之，荡社（或叫汤杜）是临近秦国的一个戎人的据点，是毫无疑问的。公元前713年（秦宪公三年），秦发兵进攻荡社，一举取得胜利，占领其邑，亳王逃往西戎。秦国的势力向东方大大地扩展了一步。
灭掉荡社以后，在黄河以西至渭水流域上游，还有不少股戎人的据点，如在秦的东方，有彭戏氏，这支戎西周时称为“狁”（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春秋以来占领郑国故地，居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其势力自洛水西岸达于华山脚下。在秦国的西方有邽、冀戎，邽戎据今甘肃天水县南，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再向西北更有多得数不清的大小股戎人。就在秦国国都附近，即今陕西宝鸡县境内，还有一个戎人的据点————“小虢”。秦国面临的斗争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当时的形势要求秦国不停顿地向这些戎族势力进攻，以便巩固其领地。
秦国的内乱和武公时代的胜利 但是，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以后，秦国就发生了内乱。原来，秦宪公娶鲁姬，生武公和德公；娶王姬，生出子。鲁姬是鲁君之女，王姬乃周王之女，地位当在鲁姬之上。但宪公死前立长子武公为太子，这就种下了争夺君位的祸根。宪公一死，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按：人名）废太子而立年仅五岁的出子为国君。五岁的出子主国，不能从政，只好由母后王姬临朝。出子立五年，至十岁时，又被三父等所杀，复立武公为国君。
关于这一段内乱的史实，《史记•秦本纪》有所记载，但十分简略而又有缺漏，只说：
宁公（按：乃“宪公”之误）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按：这里有缺字，断句也有问题。暂依通行本断句。）宁（宪）公卒，大庶长弗忌、咸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1978年1月在陕西发现的秦公钟、镈铭文（释文见本章注［4］）中，在历数秦公世系时，只说“文公、静公、宪公”，又有“公及王姬曰”的提法。可以证明作此铭文之“秦公”乃宪公之后的一“公”，即出子，“王姬”显系出子之母。这就证明《史记•秦本纪》中的一句应作：
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此处原文为方框“□”）生出子。
其中□□（此处原文为方框“□”）缺漏之两字，依铭文证明应为“王姬”。这样，《史记•秦本纪》全文即豁然贯通，不明之史迹也得到补充。
如上所述：经过一番动乱，武公于公元前697年登上君位。三年后，武公将三父等三个庶长杀死，并夷其三族，其罪名就是因其诛出子。宪公以后秦国的动乱说明：庶长的权力同国君发生冲突，至武公杀死三父等以后，权力才又集中于王室，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年至前678年）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秦国更有能力向外推进：公元前697年（武公元年），秦向居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内）的戎人彭戏氏进攻，取得胜利。公元前687年（武公十一年），在杜（今陕西长安县东南）、郑（今陕西华县北）两地设县。原来这里的地方是西周的封国，后为戎族占有，即上述“荡社（汤杜）”和“彭戏氏”所居。消灭了这些戎族势力后，在这里设县，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系而有所属”（许慎：《说文解字》），也就是在距国都较远的地方设立的军事、行政统一的组织，即边境的城邑，这是县的最初意义。武公时在杜、郑设县，说明当时秦国的势力范围已达到这里。
在西方，公元前688年（武公十年），秦征服了邽、冀戎，并开始设县。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设置县治的最早记载。［5］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即在杜、郑设县的那一年，秦又灭小虢。将小虢消灭后，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为秦国所控制。
领地的迅速扩展 秦国的领地，到德公时（公元前677年至前676年）已经十分稳固，从德公时迁都于雍（在今陕西凤翔县）。迁都的原因十分明显：因为不论是“汧渭之会”，还是平阳，都在周原之下的河谷地区，这里回旋余地狭小，向东向西发展，都显得很不方便。这就促使秦向广漠的周原另寻新都会。雍位于河上游的雍水附近，这里是周原最富庶的地区。尤其重要的是：雍又位于地势较高的周原，为陇山以东的门户，无论是向东发展，还是防御西方的戎人，地理位置都是十分有利的（见史念海：《周原地理与周原考古》，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2））。秦都雍后，开始在这里建筑规模宏伟的城邑和宫殿，此后的数百年，这里始终是秦国的政治中心。
秦国的统治日趋巩固。公元前677年（德公元年），梁伯、芮伯前来朝秦。梁在今陕西韩城南，芮在今陕西大荔境内，为靠近黄河西岸的两个小国。他们前来朝秦，说明秦的影响已达到黄河西岸。从秦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以后，秦就以主要力量向东发展，与当时中原的大国，主要是晋国，开始争夺土地。
不过，这时的秦国仍然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消灭周边境的戎、狄势力，否则就很难向东方迈进一步。
三、“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自德公迁雍以后，历经宣公（公元前675年至前664年）、成公（公元前663年至前660年），在十五六年的时间内，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扫清周围和境内的戎狄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是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在他统治时期所进行的战争，除同晋国争夺土地以外，主要的就是消灭边境和境内的戎、狄势力。
伐茅津戎，迁陆浑戎 在今天的山西和陕西交界之处、山西省平陆附近，当时散布着许多戎人，他们被称为“茅津之戎”［6］。在秦国的东面，就是这些“茅津之戎”阻挡着秦国向外发展的去路。当秦国在关中初步稳固之后，就开始向茅津之戎进攻。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后第一年，他就亲率大军“伐茅津”（《史记•秦本纪》）并取得胜利。以后，秦的军事斗争集中于同晋国打仗，但也随时扫荡一些小割据势力。公元前640年（秦穆公二十年），秦同晋在韩地战争刚一结束，就顺便将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消灭了。
在戎族中，有一支称为陆浑之戎，他们又被称为允姓之戎或姜戎。［7］这一支戎人原居住在瓜州。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杜预注云：瓜州地在今敦煌。长期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是，经近人顾颉刚考订，证明陆浑的故居在“中南”即终南，就是今天的陕西武功县（见《史林杂识》，46～53页）。在秦国的肘腋间还有这样一股戎族势力，当然不能为秦国所容许。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二十二年），秦国用武力将陆浑之戎赶走，这时晋国却将这些戎人“诱以来”，将他们安置于荒凉的伊川。伊川本是富庶、繁华的地区，西周末年以后，由于人民逃亡以及灾荒、兵祸，使这里变成狐狸出没、豺狼嗥叫的荆棘之地。［8］陆浑之戎被迁往伊川以后，瓜州就为秦所有。晋国将陆浑之戎迁来后，就迫使他们服役，在以后的许多次战争中，都有不少戎人被征发去打仗。
伐茅津戎和迁陆浑戎，只是秦穆公大举伐戎的前奏，当做好充分准备以后，秦就向威胁最大的西戎进攻了。
西戎包括的各国 所谓“西戎”，乃是泛指秦国西方散布于广大地区的许多戎族。这些戎人聚散无常，居处不定，究有多少，确实难以计算。据《史记•匈奴列传》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各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里说戎国的数目上百，其中较大的有八个。而“陇以西”的四个戎国，大约就是西戎中主要的几个。
所谓“陇以西”，主要指今天的陕西以西、甘肃的陇南及陇西广大地区。据考证：这一片地区的戎人原系西周时的“犬戎”或“狁”，经过流动，融合、分化而演变为名称不同的戎族。《史记•匈奴列传》所举的“陇以西”的四个戎国：绵诸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绲戎在今陕西凤翔一带；翟居于今甘肃临洮县，在今甘肃陇西县北。这四支乃是西戎中较为强悍的，而其中以绵诸为最强。秦穆公时，西戎派到秦来的使者由余，可能即是属于绵诸之戎。从由余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由余很有可能就是绵诸的一音之异译。《汉书•艺文志》有《由余》三篇，又有繇叙。繇叙当即是由余。《史记•六国年表》有“繇诸、绵诸、诸繇”之国，而《山海经•海内东经》又将诸繇写作居繇，当是繇居之误。可见，繇居————居繇————繇叙————绵诸————由余，乃是同一个名字的异译。戎使被称为“由余”，或许就是因为“以国为氏”而来，即他所在的“国”就叫做“由余”（绵诸）。这里所谓“国”，实际只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因为当时的戎、狄还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所以这种“以国为氏”的习惯并不奇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提供的资料，叙述易洛魁氏族的习俗时，就举出下列一条：
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由余这个名字，或许正表示他所属的氏族就叫“由余”，也就是绵诸吧！
绵诸等“西戎”，在秦穆公时代，仍保持着较为强大的国势（见《吕氏春秋•壅塞》），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西周末年戎、狄部落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一些具有较高文明的人民融入戎族，这对提高西戎落后的经济、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政治家由余原来就是晋人，后来“亡入戎”（《史记•秦本纪》）的。其次，处于较为落后社会形态的戎、狄本来是极为强悍、善战的，西周末年的周王室就无法阻挡戎、狄的进攻。但是，一当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定居以后，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战斗力，从陆浑之戎毫无抵抗地被秦赶走，以及至伊川以后处处仰晋人鼻息的事实来看，可以证明许多民族皆不能避免这一下场，正如元末的蒙古骑兵和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然而，绵诸等则不然，它虽有中原人民融入，却未沾染上这里的奴隶主阶级骄淫的生活习气，仍然保持着淳朴、善战的社会风习。这或许是由于绵诸等戎没有进入原来西周统治中心、受孱弱的西周统治阶级的影响较小的缘故。秦穆公曾经问过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的回答是令人深思的，他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这里，由余认为“戎夷”正是因为没有“诗书礼乐法度”才保持了“圣人之治”，是其强大的原因，这当然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一些原始部落往往比文明较高的民族具有更加淳朴的社会风习和较强的战斗力，这是可以相信的。恩格斯在描写尚未进入到阶级社会的氏族制状况时这样写道：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
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
恩格斯对这些野蛮人的勇敢行为，曾作如下的描述：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5页）
像绵诸等这样的戎族部落，虽被称为“国”，但从由余所叙述的情况来判断，其社会性质也只不过是处于氏族制末期阶段。由余所说的“圣人之治”正是上述恩格斯描绘的氏族制社会状况。
在秦穆公时代，进入关中的其他戎、狄，虽然也可能仍处于氏族制阶段，但由于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其社会性质正在迅速起变化，至少是使原有的战斗力逐渐丧失，如陆浑戎就是典型。但包括绵诸在内的“西戎”，一方面虽有中原人民融入，另一方面却并未因此使本族丧失其善战的传统。他们受文明社会的影响较小，更多地保持着氏族制具有的较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秦穆公在伐西戎之前不能不做长时间的、充分的准备，以及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手段征服它的原因。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最初，戎王派由余到秦国来观察国情。由余来到秦国以后发表的一些见解，切中秦之时弊，如对穆公的穷奢极侈很不以为然。秦穆公得知由余竟有如此之远见卓识，大为惊异，没料到戎、狄中还有这样的“贤”人。他忧心忡忡地同臣下商量的结果，决定设法使由余降秦，迫使他为己所用。于是，秦穆公采用内史廖的计谋：首先向由余打探西戎的“地形与兵势”，以了解戎情；同时又利用戎王的猜忌心理，离间戎王同由余间的关系，穆公不断地说由余一些好话，并散布出去，使戎王得知。又在由余应当离秦归去之际，故意将他“留而莫遣”，使之耽误归期。这样一来，当由余回至戎王身边之时，戎王已经对他产生怀疑。接着，秦穆公又将秦国的一些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女乐”，送给戎王。戎王欣然领受，终日沉醉于酒食声色之中，逐渐将戎马之事抛在九霄云外，“设酒听乐，终年不迁”，甚至“马牛羊半死”（《说苑•反质》），他都不顾。由余见此情况，非常忧虑，数次向戎王直谏，戎王不仅不听，最后竟宣布：谁若敢说秦兵来攻西戎，立即将谁射死。由余见事已至此，自忖西戎无望，只好前来降秦。秦穆公见设计的圈套成功，对由余优礼倍加：“以客礼礼之”（《史记•秦本纪》），并询问灭戎之策。结果，通过由余，穆公对西戎的山川形势、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进攻西戎的条件已经成熟。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这时秦在东方已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领地扩展至黄河西岸。秦穆公为巩固后方，取得独霸西戎的地位，决定“用由余谋”，突然向西戎发动进攻。长期解除武装的西戎，在秦兵突然袭击下，根本无法抵抗；沉溺于酒色的戎王，当秦兵到来之际，酒醉尚未醒。秦穆公就这样打败了西戎，为患多年的西戎从此被平定下来。秦穆公使用女色腐化戎人首领，使他们“淫于乐，诱于利”，从而丧失其战斗力。这是战胜强悍的、处于氏族阶段的西戎重要的策略。正如古人所说的：戎“亡其国，由离质朴也”（《说苑•反质》）。落后的氏族部落，一旦失掉其质朴本色，也就失掉了其坚强的战斗力，秦穆公的灭戎策略是有效的。
自打败西戎以后，东面从陕西、山西的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都为秦国所控制。那些自西周以来长期在泾河、洛河以及渭水流域和丰、岐之地耀武扬威的戎、狄，未被秦消灭或制服的，皆遁向遥远的西方和北方去了。因戎、狄当时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社会阶段，聚分不定，所以，究竟有多少国被秦消灭？各种文献记载颇不一致，或说“益国二十”，或说“十二”，或说“八国”［9］。总之，在秦境内必然留下许多戎、狄人，但他们不仅不能构成对秦的威胁，而且成为促进秦国发展的重要劳动力。因此，出现了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以上过程见《史记》、《战国策•秦策》、《墨子•节葬》、《韩非子•十过》、《左传》文公十三年及《说苑》、《吕氏春秋》等）
秦霸“西戎”的历史意义 秦穆公时代，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一于秦国一个政权之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穆公作为秦国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同戎、狄以及其他小割据政权进行长期战争，其主观愿望，无非是扩大土地，掠夺财富，占有劳动力，争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权力。但是，在客观上，秦国独霸西戎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首先，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躏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在统一的政权之下，加速了民族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促进了戎、狄落后的社会形态向进步的社会形态发展，同时也为秦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好处。而上述两个方面共同的结果是：为战国末年整个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由于秦穆公灭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其西方至少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而秦国的声威则必于此时远扬于域外，因为自关陇以西的辽阔土地，自古就有人来往于今日欧洲和亚欧之间。（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二至七节）《穆天子传》虽系小说性质，但也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情况。著名的历史学家顾实曾考证过周穆王由中原抵达波斯和欧洲的道途。（见《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岑仲勉也认为，周穆王的行迹，远达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亚一带。（见《中外史记考证》）。这种看法虽不一定正确，但总可以看出，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与遥远的西方有交通往来。而穆公在这里“称霸”以后，“秦”的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于是，“秦”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成书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称中国为“赛尼”。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有这样词句：“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上述古文献提到的“赛尼”、“希尼”就是“秦”的音译（有些中文译本《旧约》就径将“希尼”译为“秦”），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向印度，则变成“支那”。如两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梵文定本均成于公元1世纪左右，其中出现了“支那”的称呼。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China”，这就是“秦”的音译。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支那”或“China”源于“秦”字，是由于秦始皇逐匈奴，而使秦名远扬域外，如薛福成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音译……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也。”（《出使日记》）这里说是由始皇逼逐匈奴才使“秦”的名声传出，显然太晚。观西方古文献，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已经出现“赛尼”一词。弄清春秋时期秦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初步推测，在秦穆公时期，戎、狄的流徙，使“秦”成为域外诸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则是很有可能的。
总之，穆公时代秦在西方强大起来，并在这里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不仅对以后的秦王朝统一中国，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世界历史也有一定影响。“支那”或“China”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称谓，先与穆公时代的秦国，后与统一中国以后的秦王朝，都有密切的关系。［10］这充分表明秦穆公“霸西戎”的重要意义。
注释
［1］《后汉书•西羌传》云：“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
［2］岐，一般来说指岐山，其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境内，如《史记•周本纪》：“止于岐下。”《集解》引徐广曰：“山在扶风美阳西北，其南有周原”，就是指这里。因此，一般的历史地图都标明岐即岐山，这是正确的。但古籍中也有以“岐”为岐山周围的广大地区，如封秦之“丰岐之地”。这里自然不是仅指丰镐和岐山两地，而是指丰水流域和岐山周围，实际是指整个关中西部。这样，有时岐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可称岐，如清代乾隆年修的《凤翔县志》，也把德公时的雍（即今陕西凤翔）说成“岐地”。可见，自今岐山、眉县一线以西之地皆可称为“岐地”。襄公时“伐戎而至岐”的岐，当指前一个意义。
［3］《史记•秦本纪》有“岐以东献之周”的记载，似乎此时岐以东之地也为秦国所有。但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至武公时秦的势力才达到华山脚下，而文公以后又不断同戎、狄斗争，所以在文公十六年前后，秦国的势力是不可能达到岐以东的。虽然平王东迁时，襄公曾护送平王达到岐以东之地，但并没有在那里停留下来。因此在文公十六年，秦国地至岐的时候，绝不会包括岐以东之地的。“岐以东献之周”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到了武公以后，当秦的势力真正控制了岐以东地区时，秦也并没有把它“献之周”。
［4］秦文公死后，继位者是谁？《史记•秦本纪》作“宁公”，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宪公”。究竟应是宁公还是宪公？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史记志疑》的作者梁玉绳认为：“宪公是，宁字以形近致讹。”按谥法：“博文多能曰宪。”而无谥宁者，应作宪公为是。但这种意见一直未被重视，因此在一般世系表上均写作“宁公”。就连1979年第一版《辞海》中也作“宁公”，这种意见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考古新发现的材料推翻了过去的结论。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发现秦公钟五件、镈三件，均有铭文。钟、镈铭文相同，包括重文、合文在内共一百三十五字。镈铭各自成篇，而钟则连缀成文：一组合两钟为一篇，一组合四钟为一文而缺其一钟（见《文物》，1978（11））。因这篇铭文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宁公”这一记载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为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现将释文抄录如下：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或（国）。刺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于上，邵合皇天，以事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
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盭龢胤士，咸畜左右，允义，冀受德明，以康奠协朕或（国），百，
具即其服，乍氒龢钟，音，以匽皇公，以受大福，屯鲁多釐，大寿万年。秦公才（在）立（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康宝。
对铭文中的字句如何解释，作者有一些个人见解，现简注如下：
【秦公】有人认为系指出子，有人认为系指武公。当以前者为是，理由如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公生静公，“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宪公享国十二年”，“生武公、德公、出子”。宪公死后并非武公即位，而是由“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史记•秦本纪》。可见，秦的国君世系乃是：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出子。铭文中的“秦公”历数“先祖”世系时，只说：“刺刺（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不于上”。到宪公为止，可证明作器的“秦公”即“宪公”以后的一公。从《史记•秦本纪》上对照，此“公”即出子。
再据铭文中“公及王姬曰”一句推测，“王姬”应是周王之女下嫁于秦国君者，因周人姬姓故曰王姬。但王姬是谁的妻？有人认为是本铭文中“秦公”之妻，这种解释是很难成立的。照春秋时的礼制，国君与王后不可能相提并论。在西周、春秋的金文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而这里“公”和“王姬”并列，显然因“王姬”的地位很高，她只能是“秦公”的母亲。据《史记•秦本纪》载：出子被立时只有五岁，被杀时只十岁，这样年幼的国君，由母后临朝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这个“王姬”肯定是宪公的夫人，出子之母。而只有国君同母后才能与“公及王姬曰”的口气相吻合。在宪公以后，只有出子才有母后临朝的可能。故此钟、镈上的铭文“秦公”即为出子无疑。器物也应为出子时作（即铸于公元前703年至前698年）。
如果认为“秦公”系武公，则不仅与文献记载之世系不符，而且无法解释“公及王姬曰”一语的意义。因武公系宪公长子，在宪公死后，出子为国君六年，以后才被三父等立为国君。武公为国君后三年又杀三父等。可见他决非像出子一样为一幼童。种种迹象表明：武公为国君时，决无母后临朝之必要。况且武公之母也非王姬，而是鲁姬。《史记•秦本纪》记得很清楚：“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通行标点本有误）可见铭文中“秦公”决非武公。
【先祖】指秦襄公。
【赏宅受国】秦襄公时被赐以岐以西之地并封为诸侯，从此秦始立国。
【静公】《史记•秦本纪》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均写为“竫公”，据此铭文证明应为“静公”，是为文公子。
【宪公】原文作“”。很明显，这是“宪公”二字，而决非“宁公”。这就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证明《史记•秦本纪》及以后的史书写作“宁公”是错的，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宪公”是正确的。
【虩】音“朔”，敬畏谨慎之意。
【公】即前面出现的“秦公”。
【王姬】周人姬姓，周王室之女下嫁与诸侯者称王姬，此“王姬”指谁？有二说。一为武公夫人，一为出子之母即宪公夫人。作者认为后说为是。
【又心】有心，相亲有之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杜预注：“相亲有。”
【盭龢】盭即利，龢即和。《国语•周语下》：“人民龡（和）利。”
【胤士】父子相承袭之官，说见下一章注释。
【咸畜】咸，皆也、悉也；畜，积也。
【】有二说：孙诒让认为是“遏”之异文；于省吾认为即“蔼蔼”，形容“臣尽力也”。
【允义】信义。《说文》：“允，信也。”
【】从血声，借作延，引的意思。“百（蛮），具即其服”，即引百蛮就其服。
【】借作灵字。
【】敲钟的声音。
【屯鲁】即纯嘏，阮元说。纯，大也。受福曰嘏。
从以上铭文中除证明“宁公”系“宪公”之误外，还提供了不少史料，在本书有关部分将随时引用。
［5］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出现的县是在楚国，如阎铸《郡县制的由来》（载《北京师院学报》，1978（3）～（4））和美国的顾立雅《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见《亚洲研究》杂志创刊三十周年论文集《中国》，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第一期）。但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如说楚武王时灭权国“使斗缗尹之”（《左传》庄公十八年）。说者以为这里出现的“尹”就是“楚国县的主官名称”，这样的结论未免太武断。另外的一个重要根据则是清人洪亮吉的考证，他提出：“考楚文王县申在鲁庄公六年”，这就是中国出现于记载的最早的县（见《更生斋文集•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然而，洪亮吉的这一考证是很成问题的：查鲁庄公六年即公元前688年，《左传》只言“楚文王伐申”，并未明言“县申”。洪亮吉仅根据楚文王立申俘彭仲爽为令尹，并申、息二国为县之事下的结论。这只是从“伐申”而推测出的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秦国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以及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县杜、郑”，均于《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因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县，出现于秦而不在楚。
［6］《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注水经》云：茅亭，茅戎号。”
［7］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浑之戎又分为允姓之戎和姜戎两支（见《左传》襄公十四年杜注。顾颉刚也持此说，见《史林杂识》，51页）。不过《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国的范宣子曾经对迁往伊川的允姓陆浑之戎的后人戎子驹支说过：“来，姜戎氏……”可见姜戎氏即允姓之戎。已故史学家李亚农说：“瓜州有允姓之戎……又叫姜戎。”（《李亚农史论集》，631页）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8］《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陆浑之戎的后人戎子驹支在回顾这一段往事的时候说：“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指晋惠公————笔者注）……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晋国的范宣子对戎子驹支也这样说：“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可见，戎子驹支和晋的范宣子都说戎人离开瓜州之后来到晋地，晋就将“狐狸所居，豺狼所嚎”的“南鄙之田”，安置给戎居住。
［9］《新序•善谋下》：“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
［10］“支那”之为“秦”的音译，经中外许多学者研究，已成定论。但最近又有人另立新说，言“支那”乃“荆”之对音，从而断言“支那”一词乃由楚国影响而产生。（见《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4））尽管该文以大量篇幅论述楚国的久远历史和高度发展的古代文化，但却没有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人们习惯的称谓是“楚”，而不是“荆”，何以“荆”的名声反扬于域外？若此问题不能解决，则“支那”一词源于楚的观点不攻自破。因为“楚”字无论从音、形、义哪个方面看，均与“支那”一词联不到一起。虽然该文作者不惜违背人们习惯，在全文中硬把“楚”均改称“荆”，以“点清问题，避免歧意”，仍不足以说服人，而只见其牵强附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