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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名北平以前的北京是文化活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易名以后则变为中日冲突的中心。1937年之初，北平附近事端迭起，战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7月7日的晚上，终于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夜色掩护下发动攻击，从卢沟桥的彼端向北平近郊进袭，城内驻军当即予以还击。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准备了许多简单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也很有限。
我们曾经讨论可能的发展。因为我刚从北平来，他问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对时局有何看法。我告诉他，以我对当地日军司令官的印象以及他们的保守见解来判断，这次事变似乎仍旧是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计划似乎还是蚕食中国，一时恐怕尚无鲸吞的准备。但是蚕食的结果，日本很可能在数年之内即根深蒂固地盘踞华北而无法撼其分毫，到那时候，长江流域也就危在旦夕了。日本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吞噬东北而进窥华北，将来华北对华中、华南的局势亦复如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过程。这似乎就是日本对付中国的政策。
战事断断续续相持了好几天。12天以后，北平城外的零星战事仍在进行，蒋委员长在牯岭对几千名在庐山训练团受训的将领演说，认为日本即将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呼吁大家准备不计代价保卫国家。他说：“全面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必须随时准备牺牲。……这次战争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牺牲也就愈大。”
在这次演说里，我初次听见蒋委员长称呼侵华的日军为“倭寇”，并表示对日问题的坚决主张。“倭寇”这个名词，在一般听众或不甚注意，但在明代长期遭倭寇蹂躏的宁波、绍兴人，听到这种称呼，就会觉得事态严重。当时的听众之中有陈诚将军、胡宗南将军，以及其他后来在各区建立殊勋的许多将领。这次演说后不久，蒋委员长飞返南京，各将领亦分别返防。我和几位朋友飞到南京，希望赶返北平，但是北上火车已全部停顿。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战事像洪水一样泛滥北平附近。宋哲元将军英勇奋战，部下伤亡惨重。日军司令田代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一向很保守，我知道得很清楚，不幸田代忽然病倒，思想激进的少壮军官遂得控制日本部队。数日后田代去世。究竟是病故、自杀或被杀，虽然谣言满天飞，谁也弄不清底细。宋哲元将军仍旧希望把事件局部化，要求兼程北上的中央政府军队暂时停留在保定。结果中央部队就在保定留下来了。
但是现由少壮军人指挥的日本军却并未停止前进；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四面八方受到攻击。一位高级将领并在作战时阵亡。宋将军不得已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即进入故都。
日军已经控制北平了，华北是否会像沈阳陷落后的东北，遭逢同样的命运呢？日本会不会在华北暂时停下来，在华北等上几年，然后再以之为攻击南方的基地呢？日本是不是已等得不耐烦，准备一举攻下南方而图一劳永逸呢？二者似乎均有可能。日本的渐进政策似乎对中国更危险。南京的高级官员以及各省的军事领袖全都赞成全面抵抗侵略。结果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官员、军事将领和平民百姓，万众一心，一致奋起应付空前的国难。
这时候，日本已开始派遣军队循海道开抵上海。中国也在同时派军队沿长江东下赶到沪渎。在这小小的区域里，已有好几万军队结集对峙着，战事一触即发。究竟哪一方面先发第一枪都无关宏旨，不论是一位粗心大意的士兵无意中走火，或者是掌握大权者的决策。
日军官兵大家都知道，制造沈阳事变的负责将领如本庄繁和土肥原等均曾因功而获得最高级的勋奖。一手制造卢沟桥事变的人，无疑地也会获得同样的勋奖。谁又能怪渡海而来上海的日军将领也想一显身手呢？
我们在南京的人都知道，密布在全国上空的乌云势将迸发为狂风暴雨。我离开南京循公路到杭州，在湖滨一位朋友的别墅里住了几天。我们没有一天不担心，在淞沪对垒的中日军队会发生冲突。我的朋友王文伯不时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探问情况。8月12日，上海方面的回答很短促：“没有消息。明天10点钟，10点钟，再见！”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第二天早上10点钟，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临。浓烟上冲霄汉，双方的轰炸机交互炸射对方阵地，全面战争已经开始了。从此不再有地方性的事件，也不再有蚕食的机会。日本要就一口吞下中国，要就完全放弃。但是吞下去倒也不容易，放弃吗？它又舍不得。这局面注定是一场长期战争。
两天以后，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我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城的这一边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我：“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是呀，在打雷。”
“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
七架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木更津队轰炸机已经从台湾松山机场飞到杭州。驻扎笕桥的中国战斗机当即升空拦击，并当场击落其五架，其余两架夺路逃命，但是也在离杭州不远处被迫降落，飞行员被俘。我到绍兴专员公署去看一位俘虏，据他说，他们在台湾的指挥官曾经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有战斗机。
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战事刚开始时，日本人在一个地方只丢一个炸弹，所以他们所有的炸弹都是分散的。这种轰炸方式所造成的损害远较集中轰炸为小。一年之后，日军与俄军在“伪满”与西伯利亚交界处的张高峰发生冲突，日本人才从俄国学到集中轰炸的战术。
我的朋友王文伯是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战事开始以后，他的工作自然跟着紧张起来了。他调集了好几百辆公路车，把军火运给前方。有一次，大约20辆车子结队驶往前方，结果这队车辆误入敌人后方而遭围攻。其中的一位司机跳下车子躲在田野里，后来借夜色掩护爬出敌人阵地回到杭州。几天之后，他找了另外一辆卡车，又再度上前线担任运输工作去了。
难民从上海像潮水一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的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我有一位朋友，本来是上海的棉纱大王，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带着他的子女逃到杭州，暂时住在山中的一所庙宇里。他告诉我，他预备给他的家人盖一幢房子。
“为什么？”我问他。
“上海作战期间，我想在杭州住下来。”他说。
我真想不到他对这次战争有这样的看法。我劝他最好还是迁到内地去，因为战事必定要蔓延到杭州以及所有的沿海城市，甚至可能远及华中的汉口。他听到这些话，好像没法相信似的。五年之后，我在重庆碰到他，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在战火扩及杭州以前就离开西湖了。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很难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双目炯炯有光。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当我向父亲告别时，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怕自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我所敬爱的父亲了。父亲所施于我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我所报答他的却又如此之少。后来我的家乡遭到轰炸时，他迁到山中，以栽花养鸟自娱。战事发生两年以后的一个早上，他像平常一样起得很早，他忽然感到有点头晕，回到卧室，即告去世，享年八十。他不过是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之一。战争对老年人实在是很大的磨难。
我回南京逗留几天之后就搭轮溯江而至汉口，码头附近沿江堆积着大批木箱，里面装着政府的档案、中央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即现在台中之古物）。从南京至汉口途中，我们曾碰到满载军队的船只，顺流东下增援上海。
我从汉口搭粤汉铁路赴长沙，沿途碰到好几批军队挤在敞篷车里，由广东、广西向北开往汉口。这次战争现在的的确确是全国性的，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地方性的战事了。士兵们的斗志非常激昂，我问他们往哪里去。
“打日本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