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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东北之行失败而归
民国13年（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仓皇出宫，住在北府。他在罗振玉等人的安排下，先是住进了德国医院，后来住到日本使馆。民国14年（1925年）2月23日，溥仪和日本公使夫妇告别，坐火车来到天津，住在张园。之后他多方面接见各种政治力量，力图复辟。最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于1932年潜往东北，尔后又建立了伪满洲国。在这期间，我随父亲经常去天津，也常和溥仪在一起。
我17岁和唐怡莹结婚成家。我自己在社会上的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庄士敦已回英国，和我来往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多一些，我认为他们尊重我们这些前清贵族，其“重视”程度不亚于英国人。和我经常往来的美国人有美国公使馆的上尉武官康士丹、给慈禧画过像的柯尔老姑娘、能唱昆曲《琴挑》的何斯太太、中美通讯社的克德益等。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到北京饭店跳舞。
和我来往的日本人有和肃王府有密切关系的小平、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夫妻、能说中国话的池部参赞。
中国人的朋友中有青年外交家顾维钧、提倡新文学的胡适。此外，还有一些如标榜不吃军阀而甘心给外国人做事的陈贯一、社交老前辈的唐在礼太太、被誉为开明贵族的豫亲王太福晋等。他们常常带给我一些“新鲜空气”，我觉得他们比身边的那些王公贵族、遗老遗少要好。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不只一次地向我灌输复辟思想，但他们本人只会摆“皇族”架子，没有什么本领，吃喝玩乐，坐吃山空，走下坡路，有的已穷到靠典当过日子，有的甚至去拉洋车。他们没有什么出息，要靠他们来复辟清朝、恢复帝制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在这些“新派”的朋友中间物色力量，寻找复辟清朝的新途径。
1926年正当我20岁的时候，由陈贯一夫妻介绍，我在北京饭店的舞场中认识了张学良。这在我一生中是件大事。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这位青年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的注意。他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我已经认识到我真要恢复过去的家世地位，光凭空想是没有用的，还得掌握枪杆子。北洋军阀所以操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之权是由于他们有武装。我几次三番向张学良表示了这种“投笔从戎”的愿望。张学良招待我赴南口参观打退冯玉祥军队的“战绩”，我也引以为莫大的荣幸。1927年张学良赴河南指挥作战，我经常去信慰问他，还表示了想到前线去看望他。张学良了解我的心思，就对我说：“你既然想当个军人，可以投考讲武堂，我负责让你进去！”说完，他又翻开西服上衣，指着挂在内兜上的一个徽章对我说：“这是‘同泽俱乐部’的徽章，在奉天看戏、看电影都不用花钱。”这使我更向往去当一名军人。
1927年奉军因受到北伐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的四面围攻，决定撤退到关外。张学良给我打来了电话，劝我可偕全家暂赴天津外国租号躲避。他说：“冯玉祥来了，你们是很危险的。”我想，是的，当初不是冯玉祥逼着溥仪退出故宫的吗？我更想到我当军人的那件事。我在电话中气急败坏地对张学良说： “你走了，我上讲武堂的事可怎么办呢？”张学良不耐烦地说：“你的事好办。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的二太太的家里，等有机会到奉天来就是了。”于是我就吓唬着我的父亲非要去天津躲避一阵不可。我们全家就搭乘着奉军撤退的兵车，来到了天津。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住在英租界溥仪的一所房子里。我和当时的妻子唐怡莹住在张学良的姨太太谷瑞玉的家中。住了几个月之后，谷瑞玉要回奉天，我就想和谷一起到奉天去，以实践到讲武堂学习的宿愿。我在唐怡莹的怂恿下，给父亲载沣、哥哥溥仪各留下一封信，就和谷瑞玉一起登上日本货船————天潮丸到大连去了。船到大连，有一名日本翻译中岛比多吉带着四五名日本警察登船检查。他们一看到我，就问：“您是从天津来的溥仪前皇帝的弟弟么？”我知道不能隐瞒，只得说“是”。中岛说：“请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馆歇一歇吧？”这时谷瑞玉和她带来的“日本通”周培炳都惊慌失色，不知道我要出什么问题，就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也都到星浦去吧！”当时我在日本警察的挟持下只好登上小汽船来到星浦旅馆。在那里，中岛掏出一封电报给我看，电报大意是说前皇帝的弟弟溥杰到大连后望妥为监视，暂在大连安排居住，有人会去接回。原来我父亲和溥仪接到我的信后就托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电请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署将我扣留软禁起来，等待天津派人来接。
当晚，谷瑞玉和周培炳等来到星浦大和旅馆来看望我，和我共进晚餐，都劝我不要着急，他们回到奉天之后一定为我想办法。我将信将疑，我知道张学良对日本又恨又怕，不一定能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我在大和旅馆住了十几天，每天都有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来监视我，也领我参观了海产馆等地。最后接我的人来了，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来在汪伪政权中当了汉奸）。他见了我，先恭维一番，结论是：“何必给张学良当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于是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天津。
回来以后，溥仪见了我也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作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这时正是东陵盗宝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溥仪也痛感到自己要有武装，才能不受欺侮。他决心派自己亲骨肉中最可靠的人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技术。于是就决定了我以后到日本专学军事的命运。虽然讲武堂没有去成，我被迫回到天津，但是可以到日本去留学，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十 进入日本的贵族学校————学习院
我到日本去学军事，得会说日本话。于是溥仪给我请了个教日语的家庭教师，他名叫远山猛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介绍给溥仪的。远山在天津日侨学校教华语，身材矮小，口蓄短须，看上去完全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很健谈，一开口就是日本的“武士道”与“大和魂”如何如何。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夸示他因经常钓鱼而被日光晒得铁黑的皮肤，说：“我就是日本的姜太公啊！”说罢，哈哈大笑。他对溥仪非常“恭敬”，对当我的日语教师特别是对我将赴日留学，更感兴趣，因此不但努力教好我的日语，对于接洽留学之事，也完全承担。他也效仿我们对溥仪的称呼，叫溥仪为“皇上”，甚至有时对溥仪还答应“嗻”。
那时溥仪已结婚，和我一同学习日语的尚有溥仪的妻弟郭布罗·润麒，我们一同向远山学习日语达半年之久。我俩要到日本去留学之事传出去后，已经引起有些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看出溥仪将来是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俩也是可以被他们利用的，都想接近我们。远山就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吃日本饭，有时也邀请我们参观天津日侨学校的运动会。他想办法把我俩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不让其他日本人接近我们。例如，1928年日本在东京举办“唐宋元明书画展览会”，溥仪也把他从故宫带出的一些书画送去参加展览。日本的老陆军特务头子退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特从日本来到天津，想让我作为溥仪的代表也去东京参加这个展览会，特请前清当过军机大臣毓朗的妻子来动员我。此事被远山知道了，他恐吓我说：“现在还是留学要紧，参加展览会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一定要出这个风头，那留学的事我就不负责了。”我听到这种最后通牒式的严重警告后，只好回绝了坂西。其实远山不是怕我去参加展览会，而是怕我和坂西那样的人接触后，他便不能包揽我们的一切了。远山还怕我们到日本后与本国侨胞接近。有一次他危言耸听地对溥仪和我们说：“现在中国各地赴日留学的人很多。人多类杂，如果他们知道二位与皇上的关系，这很危险，……”于是溥仪就给我起了“金秉藩”的假名，意为秉承曾国藩之志，学成归来恢复清朝。为润麒起了“郭继英”的假名，即继承明朝开国名将沐英之意，忠于旧朝。更名换姓，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是私人留学，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后来证明人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真面目。远山这种做法，无非说明他想垄断我们的留学，把我们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远山把我们带到日本之后，我们先住在远山的友人坂本家里，游玩数天之后才来到东京，住在东京繁华街道丸之内旅馆内，天天吃饭，看戏，游山玩水。远山甚至还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水户市，以便向乡人夸耀他认识我们这两个“重要人物”。那时我22岁。
这样不到半年光景，我们并没有留学，而是挥霍浪费，不务正业，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统统花光了。这时远山觉得很为难，如果让我们回中国去，他没法向溥仪交代；如果再在日本呆下去，就必须找个经济上能负担我们生活的人。于是他想起了当时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七郎。他托人向大仓喜七郎说项，希望大仓能把我们养起来。大仓喜七郎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财阀也是政治市侩，民国成立以后，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和清末大官僚升元等在日本内阁大隈重信的阴谋策划下，组织拉拢蒙匪巴尔扎布发动背叛中华民国重新复辟清朝的叛乱，就得到了他的资助。现在我们清朝的后裔来到日本读书，需要他们援助，喜七郎一听就满口答应，包揽下来。不但学费归其承担，连我们的生活费用也归他负责，甚至暑假期间回国的旅费也由大仓财阀负担。
远山在打通大仓的门路之后，大仓便介绍一个名叫武田秀三的“中国通”任我们的日语教师兼留学的东道主。我们住在他的家里，在东京都杉并区天治二五二青地。这个武田秀三神通广大，在日本军界有些影响，他的哥哥武田秀一是一个最后当了师团长的高级军官。他的叔父是个退役多年的陆军前辈军官。在他的妻子的家庭中也有一个名叫河合操的陆军大将。他们得知我俩要在日本留学的消息后非常欢迎，便把一向寄宿在他家的中国留学生一律撵走，在宿舍的二层楼上，给我们二人各预备了一间小客厅和一个卧室。桌椅橱柜都是新置，床榻被褥也很讲究，连小客厅里的地毯都是新买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拉拢我们这两个将来对侵略中国有用的人。这笔安家费，不用说，都是大仓慷慨捐助的。
我们在武田家学了一年日语，才投考学习院。我们到日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赴日之前，也和日本陆军当局联系过。但在我们到日之后，日本陆军方面忽然变卦，提出“凡考士官学校的，都得由本国的政府保送————最低限度也须由各地的政权保送。”我们是溥仪保送去的，而溥仪已经不掌握政权，他只代表他个人，这样我们就丧失了投考的资格，只能改入学习院学习。要入学习院，也得有个资格。学习院归日本宫内省管辖，学习院的成员必须是日本的皇族或华族（即日本的公侯伯子男贵族）的子弟。我们由于大仓的斡旋，进入了学习院学习。这样就与日本的宫内省发生了关系。
四年的学习院生活是紧张的。我先学了一年中等科，一年后即1930年4月，我升入高等科。我的汉文因为过去在家里打下了基础学起来是不费劲的，数理化则是需要我下苦功学习的。我还选学了一门德语。由于学习院向我们进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学习院向我们进行“忠孝一致” 的教育，天皇既是君王，又是家长，臣民同是一祖相传下来的，对天皇来说“义则君臣，情则父子”。在这种思想教育下，老百姓更是死心塌地为天皇效劳。这种说法比中国的封建教育又进了一步，中国封建社会里把“忠”、“孝”对立起来，为人臣尽忠便不能尽孝，所以有些人为了尽孝道，就不能忠于君王。历史上改朝换代，理由很多，其中人们由于忠、孝的对立，不能无限忠于君王，也是一个原因。我接受了学习院这种教育观念，便对日本产生了感情。日本人也对我格外下功夫，平时礼貌有加，恭维备至，在上课时对我宣传忠君孝亲敬上尊孔之道。有一个名叫盐谷温的汉文教师，不仅在授课时盛赞明治维新，还经常赞美清朝的“康乾之治”，使我感到日本人对前清也是尊重的。这样，我就由原来认为日本“奸诈、野蛮”的恐日思想转到崇日而亲日，当然对于“日满亲善”也就认为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十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的风风雨雨
在学习院高等科学了一年多，正好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迹象都已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要向中国伸出魔掌了。1931年暑假前，我正想回天津度假之际，忽然接到由日本鹿儿岛步兵第四十五连大队长吉冈安直少佐寄来的一封信。吉冈安直这个人，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他从溥仪在天津时起到伪满时期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派去专门搜集溥仪情报的人，后来成为溥仪身边的钉子。他没有什么战功，是靠监视溥仪有功而扶摇直上的。我在学习院读书时，他已经向我们哥俩进行他的“工作”了。吉冈在日本驻天津部队当上尉参谋时，就和溥仪有过打网球等酬酢来往，并向溥仪灌输过日本陆军强大的思想，促使溥仪送我到日本学习陆军技术。这次他是以溥仪的“好朋友”的资格，邀请我利用暑假归途到他的家乡鹿儿岛去作客的。我坐的火车刚一进站，他就不熟装熟地上来打招呼，雇车将我送到他的家里。他每天都领我到海滨游泳或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还到联队参观，到军官食堂和旅团长未松茂治家聚餐。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才鬼鬼祟祟地对我讲：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听到他这种耐人寻味的话，又想到当时中日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也意识到“良机将至”。7月10日，我回到天津后很快把这“喜讯”告诉了哥哥溥仪。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一个名叫西协的同学曾问到我关于东北前途的看法。我说：“我想我的哥哥溥仪这次准能出来，‘东三省’可能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完全独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新‘满蒙国家’。你如不信，请往后看好了。”说话时洋洋自得，大有骄矜之色。
1931年7月29日，我正在假期中，日籍华族水野胜邦访问溥仪，当时我和郑孝胥在座。告别时，走到门口，水野胜邦送给溥仪一把扇子，扇子上的题字是：
“天，不可空勾践；时，不可无范蠡。”
我和水野子爵在日本时是早就认识的，他要送扇子给溥仪的事也向我提起过。溥仪收到扇子后问我这两句话怎么讲？我后来写信告诉他：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被夫差所俘，卧薪尝胆，后来同忠臣范蠡等同心协力，灭了吴国，恢复越国。在日本引用这两句的典故是：1331年日本后醍醐天皇为灭掉镰仓幕府而举兵，因战败被幕府所俘，随即被流放到日本海的隐岐岛。流放途中，天皇在日本的中国美作地方的一个院子里休息时，一位名叫儿岛高德的忠臣就把这两句刻在院中的一棵樱花树干上，鼓励天皇要学习中国的勾践，为恢复故土而奋斗。后来这位天皇在很多“范蠡”式的忠臣辅助下，终于消灭了幕府，回到京都。这个日本故事名叫“建武之中兴”。
吉冈的话、水野的扇子，都给溥仪以启示，使他等待着复辟清朝机会的到来。不久，震憾人心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溥仪和我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在此时，溥仪经过一系列准备，在日本人和郑孝胥等人的协助下，潜往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在1932 年2月23日。从这天起，苦难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沉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十二 一件羞愧的事————欢送侵略中国的日军出征
那时候，我还在学习院学习。有一件事，每一忆及，就使我感到十分羞愧。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东京几乎每日都有满载兵士的兵车开往我国东北。在反动统治者的欺骗宣传下，日本的市民学生如醉如痴地到各站去欢送这些远征中国的侵略军队，挥舞着日本国旗，狂呼：“万岁！” 当然学习院的学生也要参加欢送的。有一天，有一列兵车从学校附近的月白车站出发，日本学生拉我一同到车站去欢送。我当时尚有一丝良心未泯，总觉得不好意思参加，就拒绝了，并连声说：“我是中国人，怎能到兵站去欢送打中国的日本兵呢？”日本学生七嘴八舌地反驳我说：“你是满洲人，汉人是你们的仇人，我们去东北是讨伐压在你们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你去欢送有什么关系呢？”我听了寻思了一会儿，就杂在日本同学之中，去欢送屠杀自己祖国同胞的刽子手了。事后忆及，悔恨不已。
十三 傀儡政权中的溥仪
在溥仪爬上伪满傀儡宝座之后，我国的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义愤填膺，有的退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在日本开展宣传工作。我在学习院中因为有时报纸登载我的照片，发表有关我的消息，院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也难免得意忘形，白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负责我们留学生活的武田秀三为我们担心，怕我和郭布罗·润麒两人因为身分的暴露，安全没有保证，“金秉藩”和“郭继英”这两个假名已不保险，索性换个日本人的名字吧。于是我改名“清水次雄”，“清水”的“清”意味着清朝的“清”字，“次雄”则是我原有的号。郭布罗·润麒改名“清水武雄”，“武雄”之武是志愿当军人的意思。
1932年夏季，第二次暑假时我又回国休假。不过这次不是回到北平和天津，而是回到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这次回国与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备受优待，有人呼我“御弟”，有人则叫我“殿下”。到了沈阳，我因在日本留学，已经学会每到一地必须先拜会当地日本的权威人物，就先去拜访了日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是个身材不高，满脸微笑，官气甚深的人。他见了我们，略作寒暄之后，就让副官陪我们到“柳条沟”和北大营去察看日寇的 “战绩”。我在日本时，武田秀三曾告诉我，北大营一带有不少战死的日本人的墓标，如经过那里，可向墓标行礼默哀致敬，日本军人会受到感动的。我就乖乖地遵命行事，果然得到陪行军官的赞许，他们说：“将来满洲国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
在沈阳滞留两天之后，我便到了伪首都新京（长春）。到站之后，看见从车站到伪执政府，沿途布满了中国兵的岗哨，“新贵”和“遗老”们也都到站欢迎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隆重待遇。当时我心里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到了伪执政府，见到了溥仪。出乎我的意外，他并不怎么高兴。他面色阴沉地对我说：“他们曾有推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乐意。现在虽当上‘执政’，已和他们约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说……”我明白溥仪的意思，溥仪和我都是执意要恢复帝制、振兴清朝的。如今不当皇帝，却当个什么大总统，这有何意义呢？我说：“我认为与其当大总统，不如当执政。”因为由皇帝而当大总统，这有失身分。溥仪也有同感。我俩正说着话，直接操纵溥仪的关东军代理人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走来对溥仪说：“刚才关东军对阁下提出抗议。阁下派武装兵到车站，是违反武装人员不得入附属地的协定的。请阁下今后严加注意，不要再这样作……”溥仪听罢，嗒然变色，不得不表示了歉意。原来溥仪为了给我装饰场面，把临时拼凑而成的“翊卫军”（即伪禁卫队的前身）派到车站一带作为警戒，不料却违反了关东军的规定，因而受到侮辱。我觉得他很可怜，同时也对关东军的骄横态度感到愤慨，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次回家度假，还有两个学习院的同学同行，和我一起来到长春参观游览。他们进出执政府，都能受到“翊卫军”和“护军”门岗的敬礼，尝过“执政御厨”的精美饭菜，他们回到日本以后，对我的环境和地位都艳羡不止。他们哪里知道在这种生活之后的难言之隐呢？有一次我们站在伪执政府的楼门口，看到两辆满载武装日本兵的卡车，一前一后保卫着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来。有一个亲戚悄悄地对我说：“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就是如此。”还有，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甚至有一次日本的校级军官带着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并抚摸“执政专用雕椅”。来时既未通知溥仪，也不办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佣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没有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当时对日本“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客人”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在吴的身上，大发了一通脾气。我当时在旁看着，不禁觉得现在溥仪这种傀儡生活既不能和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相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感到惶惑。
我在长春住了约20天之后，便回到日本学习院继续求学。1933年3月，我和润麒一起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随后在日本军队实习服役四个月，便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军事，开始了我的军校生活。
十四 市谷台二号的军校生活
我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那年我已经26岁。
日本的军校原则上只培养日本本国的青年。军校课程分预科和本科两种。预科的招收对象是小学毕业和中学四年以上毕业的十六、七岁的日本人，他们在预科里接受两年军人初级教育，然后给每人确定兵种并分配到部队中实习服役半年之后，再进入军校本科深造。对外国军事留学生来说，只接收中华民国的学生，他们必须在国内进行完预备训练，到日本只进行本科训练，但不能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而是单独训练。中华民国的留学生必须由中国政府推荐。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不能同中华民国的留学生编在一起受训，我是在日本贵族子弟学习的学习院内毕业，由伪满洲国推荐来日本军校本科学习的。我跳过了预科学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不能再按部就班地学完预科再学本科，同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眼下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作为伪满洲国“独立”国家的军队，培养下级军官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伪满洲国推荐和我一起来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将校候补生有11名。他们都是与爱新觉罗家族有关系的人，除了我和润麒外，还有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张梃（清末湖北提督张彪之子）、马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远房本家）、赵国圻（贵福之子）、孙文思（孙其昌的侄子）、祁继忠（溥仪的心腹佣人）等，共11人。我们这些来自伪满洲国的将校候补生由于有“日满一体”的精神可以和日本的候补生同吃、同住、同受教育。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论体力，不如日本人，又从未受过军人基础知识的训练，跳过预科，一下子就进入本科，有的人语言还不过关，真要在陆军士官学校里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来进行学习是很困难的。和我同时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裕哲就因体力虚弱经受不起本科繁重的军事训练，两个月后就退学了。听说退学以后不久就病死了。对我来说，我个子比较瘦小，年龄又大了些，怎能经受得起这个艰苦的训练呢？但我想起我要帮助哥哥溥仪早日复活大清帝国，“复辟清朝”这个强烈的愿望使我咬着牙去自觉经受军校生活的磨炼，尽最大努力来掌握军校本科的所有课程。我要当个军人，只有军人才能完成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于是我就开始了位于市谷台二号像地狱一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军窗生活。
十五 列队·独木桥·野外实习
我们这一期候补生是军校的第47期。每期学员360名，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分6个分队，每个分队30人。在入校开学典礼之后，我的分队长三林定一中尉就在分队里面向大家介绍了我，告诉大家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为了学习日本陆军的优良传统来到这里，大家不要对我有半点特殊的照顾。这也逼着我只能在这里刻苦学习，放弃在武田秀三家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了。
在军校过的是一种刻板的生活。
5:30 起床，集合。整理寝室。
6:30 早餐，10分钟吃完饭，解手。
7:10 早自习
8:20——11:30 上课（有10分钟课间休息）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上课
16:00——17:00 运动
17:00——18:00 自由活动
18:00——19:00 晚餐，号令练习。
19:00——19:30 洗澡
19:30——21:00 晚自习
21:00 睡觉
在一天的生活里，首先让我感到头疼的是起床集合。清晨5:30（冬天是6:00）起床军号一响，我们马上就得飞快地穿好衣服，戴上军帽，爬上三楼屋顶去列队集合，甚至一边穿衣一边向三楼屋顶冲去，那狭窄的楼梯就成了我们争先恐后冲锋向前的通道。到达三楼屋顶后各分队迅速站好，点完名然后向值周军官报告列队完毕，看哪个分队先集合好。各分队之间有这种竞争，各中队之间也有这种竞争。因为在各个楼房的屋顶上，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的列队情况。我动作本来迟缓，实在跟不上这样紧张快速的节奏，所以常常迟到，影响了分队的名次。为了不影响集体，我常常提前10分钟起床，悄悄地穿好衣服在那里等着。只等起床军号一响，就第一个冲向三楼。我这样做，要是换个日本学生，早就被别人耻笑了。因为是我，大家也就原谅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愿意让别人来原谅，就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速度。起床军号一响，一轱辘就下床，爬楼梯时一步跨两个阶梯。在四个月之后，我终于同其他士官候补生一样能够按时跑到楼顶列队集合，不拖大家后腿。大家感到我是个要强的人，我自己也高兴。
我的饮食习惯也完全改变了。过去在武田秀三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现在可完全是粗茶淡饭了。早饭吃小麦饭、酱油汤、一个鸡蛋和一点咸菜。起初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剩下。后来由于军训量愈来愈大，消耗体力过多，不吃东西实在觉得饿，即使是臭咸萝卜这样的小菜，也都吃得津津有味，一扫而光。
由于锻炼的活动量太大，在上课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很多士官候补生难免打瞌睡，我也是一样。不过一想起我肩负着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我又打起精神坚持学习。
学习军事科学，什么“战术课程”、“兵器学”、“筑城学”，对我来说都是胡里胡涂，既枯燥无味，也确实难懂。更苦的是上操练课，我歪七邪八地背着背包，又是个近视眼，进行列兵训练时不是走不整齐，就是摔筋斗。我也指挥过大家行走，因不会喊口令，把大家指挥得无所适从。我也当过队长，带领大家冲锋陷阵，我虽然身先士卒地冲了上去，但把这支队伍带到哪里去？进行什么样的战斗？大家跟着我，全都莫名其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我在进行上述活动时都极其认真，所以同学们跟着我这样胡涂地训练，也无怨言。
应该说最让我发愁的是上军事体操课。那些难度很大的惊险动作，对我这个体质不强的人来说确是道难关。例如过独木桥，桥高5米，长20米，宽 30厘米，往上通过时必须伸开两臂，眼向前看，一步一步地掌握着平衡往前走。我第一次走独木桥时，三林分队长担心地问我：“候补生溥杰，你行吗？”
“行，没关系！”
说着我张开双臂就往前走。刚走一步，由于歪歪扭扭，下面看着的同学就叫起来：“小心！危险！”
我是个近视眼，脚步容易踩空，确实是有危险的。大家一叫喊，三林分队长就不让我走了。
我想：“日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就做不到呢？我要当个军人，就应该做到。”我坚持练下去。半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在独木桥上慢慢地走了过去。
“溥杰，真是好样的！”
分队长和同学们都这样说。我也为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成就而高兴。
我虽然咬着牙完成了走独木桥这样的训练，但毕竟体力差，对那些野营演习，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长距离的行军还是感到吃不消，几乎是挣扎着来完成的。我身高1.64米，三八式步枪长1.695米，加上刺刀，还要更长一些。我人还没有枪高。我体重只有50公斤，还要背个重15公斤左右的大背囊（里面有粮食等物），一口气跑2公里，确实累得够呛。有一次在神户附近搞实战演习，我扛着枪，背着背包气喘吁吁的跑着，老百姓在路旁看热闹，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说：“你还不快去，要打败仗了。”我是个近视眼，下着雨，穿了雨衣去作搜索演习，看不清路，掉在一个2米见方1米多深的化粪池里。幸而别人把我拉了上来，领我到附近一个压水池边冲了冲，穿着一身湿衣服还得往前走。有一次在日本茨城县太田地区附近进行现场测绘图演习，不小心掉进田边的沟里，把脚挫伤了。后来是在同学帮助下带伤完成了现场测绘图的
最危险的一次是1933年夏季，即我们到军校后半年，队伍在富士山畔进行大演习，分两路沿着山沟到一处集合。那天早晨下着雨，我们全副武装一口气跑4公里。跑到目的地时，都累得躺倒了，有8人死亡，我也累病了。老天爷保佑，我没有死。这次沉痛的教训已经记在日本的军事史上。
十六 毕业前后
1934年9月，吉冈安直中佐由关东军转到陆军士官学校任本科的战术教官，他又来到我的身边。他讲述军制学。可他讲的不光是军制学，还向我们讲“九·一八”事变的实战情况。有一次在日本群马县高崎地区附近进行实地战术讲课时，吉冈就把“九·一八”的战术训练搬过来进行模拟讲课。他有意识地对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回答，让我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完全同意这次侵略，而且以一个伪满洲国的军人身分来主动表示同关东军亲善合作。那天，在场的日本同学也意识到吉冈是在向我进行专门教育。不久，吉冈就离任回到了关东军本部。在临走以前，他对我说：“我要去当关东军和你哥哥之间的联络员了。从前很多人做过这个工作，都做不长。我去以后，希望能在关东军内单独另有个名义。我和你哥哥是老朋友了，希望你能和你哥哥讲一下，我到长春以后，他能为我专门准备一间办公室。”我把他的话告诉了溥仪，溥仪当然照办。从那时起，他就挟关东军以制溥仪，同时又以溥仪的关系向关东军讲价钱借以巩固他的地位。
在市谷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日夜夜里，我觉得我身上逐渐增长了军人气质，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恢复清朝”恐怕是件渺茫的事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旨在扶植伪满洲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不是要恢复那个已经被推翻了而且逐渐被人遗忘了的清朝。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现了帝制，溥仪登基当上了皇帝，年号“康德”。那时我已进入本科半年。分队的同学们从军需小卖部里买了点心来为我祝贺，大家高呼：“为祝贺帝政干杯！溥杰候补生名符其实地成了皇弟了，努力奋斗吧！”
我这个本来比较羞涩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竟非常顺口地回答了大家：“家兄托大家的福，成为满洲国皇帝，谢谢诸位！”
说着，学日本人的礼貌，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934年8月，我被特许回到中国新京（长春）去看望哥哥溥仪。那一次父亲醇亲王府全家也来到了新京。溥仪为此举行隆重的宴会。宴会到达高潮时，我根据溥仪的布置，一方面也是出于内心地高举酒杯站起来高呼：
“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竟那么勇敢地喊了起来。在座的人也都站了起来三呼“万岁”，声震屋宇。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故宫的太和殿里，迷迷糊糊地实现了复辟梦。只有溥仪和我是清醒的，知道朝思暮想的“复辟清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要做皇帝，只有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所以我在喊口号时就没有喊“大清皇帝万岁”，只是笼统地喊“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935年6月末，我结束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涯，宣告毕业。和我一起赴市谷台学习的11名伪满洲国士官候补生，毕业时只剩下8名，有3个人或退学或死亡。
毕业式是在日本天皇面前举行的。我虽然有些项目学得很吃力，但确属努力，仍以“成绩优秀”获得了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一块银表，伪满洲国大使送给我一把军刀。
我毕业后被提为陆军上士，并作为见习士官到日本宇都宫的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团）赴任。从那里我又获得了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到长春去见溥仪。我发现他从当上皇帝以后，变得更颓唐了，除了固定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伪国务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以及自己的家属外，谁也不见。他每天只在公文上签个 “可”字，连内容都不看，甚至有时坐在恭桶上，由“当差的”拿过成叠的公文、毛笔和墨盒来签“可”字。
我们这批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又赴沈阳，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当了一个月的见习军官，然后我被派往长春伪禁卫步兵团当排长。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保卫傀儡皇帝溥仪。
十七 我之所以挑选嵯峨浩作为妻子的由来
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又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体”。那时我的正式身分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姐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
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阴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抵制关东军的阴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时，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说过，我已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了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符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