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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嘛，经常会陷入到那种孤单寂寞冷的状态。
并非所有写手都是有钱人，能够天天拿着稿费去炮房大保健的那都是神，不是人！
就拿眼下这会儿来说吧，俄国世界杯正踹着，我们那个作者QQ群里，天天有人刷屏：
“编辑阿姨，上个月稿费该发了吧？”
不对不对，文人嘛，清流嘛，说话怎么能满口铜臭，低俗！
这样赤裸裸讨钱，岂是我等清高一族的本色？
他们应该是这样问的——
“谁知道上个月的稿费发了吗？”
“你们的稿费到账了吗？”
“听说你们上个月的稿费是昨天到账的丫？”
饥渴之心情既能表露，又不让自己太掉份儿。
阿姨也无奈，人家是编辑，又不是财务总监，她有个卵办法，每个月这几日就跟月经逼命似的痛不欲生。
其实知足吧，人家当编辑的能够为了这事儿把菊花疼到龇牙咧嘴，那就证明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编辑，好歹心里还装着作者。
你要是换了个麻木不仁的，人家甩都懒得甩你，直接一句：
“还饿不死人吧？那就等着呗。”
因此，
图米阿姨持编，幸甚至哉，实乃云阅读万民之幸，网易作者之福。
——节选自《歪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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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飞也是这么说：
“现如今事情能控制在这样的局面已经很不错了，你们还纠结个啥啊？”
没一个人认可他的话。
现在是岳阳楼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有关人员从各地奔赴长沙，中央都派来了督办员，国防科大贴出通知《关于高温酷暑强制放假一天的紧急通知》。
清场，开办公会。
徐一飞这会儿就跟上了批斗台似的。
不光三个弟弟，连申莹都一上来就嚎：“老公，你是不是跟爸爸一伙的？”
“都别乱扯了！”徐步摇看人都到齐了，一拍桌子，“少爷我现在还是专案组的组长，到底听谁的！”
也好，总该有个秩序嘛，大家伙都安静下来了。
“大哥，我现在不把你当犯人，但是你也清楚，知情不报在国家司法制度里是怎么一回事。”徐步摇居然也能摆出这么一本正经的表情。
“知情不报？”徐一飞一阵苦笑，“我也就是事到临头才推测出一些结果而已，再说了，我不是也及时让秦素和相子尚赶过去了么。”
“那好，哥，咱不审你，就当是你已经推测出了什么，跟咱们都说说吧。”
徐一飞想了想，便先跟大家聊起了岳阳楼。
“范仲淹？”林永达有些受不了了，“这个案子牵扯的朝代已经很多了好不好，这样下去我真的是要疯掉。”
然而徐一飞要跟大家说的并不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而是《岳阳楼记》正文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人——滕子京。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对，就是他。
“《岳阳楼记》是语文课本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大家众所周知的，一般都是文学层面，”徐一飞一扭头，“所以，诗萌，你应该可以从史学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滕子京这个人吧？”
这倒是正事。
毕竟那个该死的封神台，竟然是以一整栋岳阳楼的形态在洞庭湖里冒出来的。
而这栋岳阳楼的形态，跟岸上那栋景点岳阳楼的式样颇为相似。
这个式样的岳阳楼，正是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的。
“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段诗萌一句飚出来便闭了嘴。
发现大家都很鄙夷地看着她。
“好吧，说历史，说历史。”
按照段诗萌的介绍，滕子京是和范仲淹同一年考中国家高级公务员——进士的。
别看他俩是同期生，关系也特别好，但是两个人有本质的不同。
范仲淹是一个纲举目张型的人，他是政治家，是军事家，是一个运筹帷幄型的宗师。
而滕子京不一样，他更加沉埋于具体事务和岗位工作，算是一个能员干吏吧。
做事执行力强，效率极高。
进士嘛，一旦走马上任起步就是个正处，没有从小科员开始干的。
所以最早的时候，滕子京的岗位叫做“泰州军事判官”，别误会啊，古代的那些个“官名”，你不能用现代的顾名思义去理解，别一看到“军事判官”你就以为是地方部队里的参谋啊。
所谓“泰州军事判官”其实是在泰州州府的长官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对州府的长官还有监察的责任。
农委主任＋粮食局长＋水利局长＋检察院长＋纪委书记
古代当官，都不是人干的活啊。
可他那个同年进士还嫌他不够累，范仲淹任西溪盐官的时候，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你说你一个轻工盐业集团的党委书记，去管人家修海堤的事情干啥啊？
难道说你是想借着地方财政修海堤，将海岸抹平整，方便他晒盐？
反正泰州知州是答应了，决定开始修海防，范仲淹便又一封信发过去，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
在这个过程中，滕子京吃苦耐劳，才干大显，备受张纶称赞。这就叫做政绩基础。
因为这个政绩，滕子京的升迁史便开始了，先后往县委书记的一把手位子上升迁了，到当涂、邵武当上了知县。
我说过，他是个扎实做事的人，这种升官速度，当然跟范仲淹比不了。
人家这会儿已经进京当中央公务员了。
当然，范仲淹是很讲交情的，升任京官后，范仲淹“赏识”滕子京的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国家考试中心，后来继续给力，将滕子京提拔为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
这个过程太一帆风顺了，你自己能干事不假，但是因为范仲淹这层关系，提拔来提拔去的，连老天爷都觉得你在作弊。
于是乎，1029年6月，老天爷不忍了，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
——以上近似玄幻描写并非摘自网易云阅读的脑残小说，而是自称严谨科学的百度百科。
当时掌权的是个寡妇，名字不记得了，大家尊称“刘太后”。
出了这种事情，当然要追究责任，于是刘太后就传旨将守宫士兵全部系狱抵罪。
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一群文官，譬如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等等，就开始上书，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
所以说女政治家往往比男人更精明，人家刘太后早就算准了这一步。
我拿现代社会的事情举例子，你们很快就能明白这一点。
首先，安全事故分为两种，“天灾”和“人祸”。
一般老白姓的心理，他更愿意发生的困境是天灾，因为天灾是不可避免的，而人祸往往伴随着那种罪恶的贪欲、仇恨等等，令人痛心，令人痛恨。
但是，看多了网易云阅读官场小说的读者们就能知道，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他们的心态是反过来的，更希望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因为公务员是一方父母官，平时要做的事情就是狠抓安全生产，防微杜渐，如果是天灾，那就证明你平时的工作有问题，财政是一碗水端平的，大家拿一样的钱，分配一样的人手，别的省份为什么没有被天灾闹得哀鸿遍野？你自己说你把那些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你都用的是一群什么人？
所以，对于公务员来说，天灾，就意味着渎职，就要有人出来顶缸。
人祸就好办啦。
坏人破坏嘛，防不胜防，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也就轻很多，训斥固然要挨，工资还是会被扣，但最起码不会丢掉乌纱帽啊。
一场雷火之灾，你硬要说是人祸呢，那也是人祸导致的天灾。
宋代的科技其实已经十分发达了，尤其是土木工程和建筑学，你这么大一片宫殿建筑群，避雷设施、紧急救火物资储备、消防安全巡视制度，这些东西你不做在前面的吗？你找死。
这三件事情各有不同的部门负责。
避雷设施在工部，你建造宫殿的时候就要同步去做，人家老天爷不可能等到你房子盖好了等你装上避雷针再劈你。
紧急救火物资储备当然在大内，譬如皇城里面那些个大罐、大缸里头的水啊泥啊沙子啊。
消防安全巡视制度由禁军落实，这是开不得玩笑的，之前已经描述过，这个宫殿建筑群的规模是很大的，你如果不保持一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状态，那万一你人都守在西头，东头起火就非要等到火光冲天你才能发现，而等你跑过去它又会再烧一阵。
刘太后没有把责任怪到工部，也没有怪到大内。
至于这两个部门是不是真的把工作做扎实了我搞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工部的那帮人，有很多是刘太后的亲戚，修宫殿，做皇家工程，能捞多少大家都懂。
而大内呢，刘太后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还算舒心，意思就是还得靠这帮子太监来伺候自己，要是换掉一波人，恐怕自己的身心一时半刻还磨合不来。
所以这板子，就往禁军身上打了。
意思就是说，刘太后认为，打雷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打雷打出火球来，那也是科学道理，没什么好奇怪的。太后奇怪的是，为什么起了火你们却没法子营救扑灭，她定渎职就是定的这一条。
雷火烧掉了整座宫殿，那好，整座宫殿的看守禁军，无论你是具体看守哪间屋子的，还是负责巡视的，通通抓起来。
这就是刘太后一拿出手的“人祸”逻辑，谁在搞破坏？谁是坏人？你们禁军就是坏人！
宋朝的禁军有多少编制？那些枯燥的史料我不去说了，就讲大家耳熟能详的《水浒传》吧，那里头是这样写的：
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这么多的人，而且一个个都是大猛攻，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整座宫殿被烧光，你们说是不是成心要烧死本宫？
但是大家注意，这个逻辑只是表面上的。
她抓了太多的人，多到官场逻辑无法成立了。
在现代社会，火车相撞，翻了车，死了人，领导们如果说为了推卸责任，把事故定义为“人祸”，那他一定要找一个，或者两三个基层的一线工人或车间主任来顶缸。杀掉你一个，既平息民愤，你这种小角色又知道不了太多东西，没法子向上攀扯各种中、高层领导。
这是官场的基本逻辑，如果刘太后抓捕并杀掉两个禁军士兵、统领，这个逻辑也是成立的。
可她把所有兵都抓了。
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量变引发质变，一两个小兵被抓去当替罪羊没什么，可如果是一群，那些个军嫂们就会成群结队来长官家闹事——
“你这个长官是怎么当的？再不把我男人救出来，我就去揭发你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并在床上虐待士兵的老婆的行为！”
这样就有了之后那几个文官的上书。
其实都是禁军司令们哭爹爹拜奶奶求着他们干的。
等的就是你们上书。
因为在中国官场的逻辑啊，皇帝的旨意是可以翻案的，但是皇帝“纳谏”翻案之后便不能“再翻案”了。
刘太后的终极目标是“天灾”，但是她知道，这个事情不能直接定。
定“天灾”的目的，是为了查领导责任往高层追究，因此你一出来就定天灾，肯定会有那些大臣反扑上谏抗议，这事就办不成了。
所以刘太后打了个太极，她先定人祸，而且用一种超级变态的连坐法来定。
折腾得军方受不了，鼓动着清流们上书进谏来翻案，说太后啊，这不是人祸，是天灾，小兵们无辜啊。
小兵们无辜是吧？那好，本宫放了小兵，来收拾大将。
刘太后欣然纳谏，将宫殿火损定为了天灾，释放了所有的禁军士兵，然后将对天灾疏于管理疏于防范的首相大人王曾给罢免了。
“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
这叫追究领导责任。
这下子没有人拦了。
因为能够上谏的那些言官刚不久才谏过，太后欣然纳谏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不能这头刚捞完禁军士兵，那头又要再翻一次案去捞首相大人吧？
出尔反尔打自己耳光的事情，这些清流们可没脸去做。
对了，这就是刘太后最想要的结果。
因为刘太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女人，她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可不是什么吕雉、孝庄、慈禧，人家的偶像是武则天！
自打垂帘听政之后，刘太后搞了好多回，想要给自己“皇权礼遇”。
可每次都被首相王曾给搅了。
每次都邀集一大帮子文臣武将，坚决反对，一步不退。
刘太后对这个人简直是恨不得两刀子捅死丫挺的。
所以正好，借着这场大火，耍个太极手段，一步到位拔掉眼中钉。
可是，女人到底是女人，她太低估了男人们的持久。
灾后，王曾被罢官了，贬到青州去当知州，但是一个王曾走了，一群王曾来了。
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宋仁宗赵祯……
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刘太后此时此刻必定追悔莫及。
当初这个王曾首相，也只是拦着自己称帝而已，现在换上了这帮子鬼，直接要把本宫的既得利益来个清零，我靠，还有没有天理！
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全都贬逐边远州县。
滕子京也于1031年，由大理寺丞重新贬回到他的老岗位——福建北部的邵武县。这等于是他第二次来邵武当县委书记，其实呢，相对于志大心大的范仲淹，滕子京还更乐意到底下一把手的处长岗位上干点儿实事。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贫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福建省古代的地方志《闽书》都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缺德的范仲淹又开始搞事了。
人家多能啊，政治家的料，你贬了我又怎么样，我到处人脉关系一运作，过不了多久又回中央上班，他比皇帝还牛逼。
问题是，范仲淹回中央了，你滕子京还想在小县城里清静吗？
1032年，滕子京再次升官，奉调入京，不用说，又是范仲淹举荐的。
但是这次他当的官叫做殿中丞，专门掌管皇帝的衣食住行。
你们老是这样操作，老天爷再次看不惯，再次出手了。
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
还算好，有个叫做王守规的少年太监发现得快，冲进寝宫里面，将妃子被窝里光溜溜的宋仁宗拽了出来，带着他逃命。
石料上记载王守规手里还拿着一把大铁锤。
夜里，各种宫门、殿门都落了锁，为了带着皇帝逃命，他可没时间去找钥匙，直接一路砸了过去。
宋仁宗当然很恼怒了，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下诏，命令追查起火原因。
开始说了，滕子京这次回中央，担任的是殿中臣。所以他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
“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
“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
“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
“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
……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一次刘太后就是借着火宅整大臣，好，这一次大臣们借着火宅玩太后。
宋仁宗当然开心啦，堂堂皇帝可不想一辈子被圣母皇太后太皇太后再往后一直这么管着，老子早特么想要亲政了。
顺水推舟，君臣一心，终于，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
刘太后死了，那些经常劝太后“还政”的人，自然就都是功臣，都有提升，滕子京升官，迁左司谏。
但中国人的勾心斗角，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太后被干掉而了账的，有升迁，就有那些红眼病的各种嫉妒。
没过多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1034年，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到信州当市委书记去了。
这个信州就在今天江西省的上饶市，滕子京在这个地方就职的时候，交了个基友——别瞎猜，不是范仲淹，而是司谏范讽。
史书记载这两个男人是“心心相印”……
第二年，范讽因为一些事情被贬官，基友嘛，滕子京也就自然遭到了株连，这下市委书记没得做了，滕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老实说啊，如果换作是现在，我宁愿当一个地方的白酒专卖监管局局长，我也不去当什么鬼市委书记。
肥差啊！
还是那句话，滕子京特别能办事，范仲淹特别能来事，因此他这个白酒专卖局的局长位子根本就坐不长久。
1038年，滕子京升官，到江苏南京当通判。
不久再升，浙江吴兴当市委书记。
我感觉滕子京这辈子，就一直在折腾，没有消停过。
以上是这个人政治生涯的上半段，现在段诗萌开始介绍“比较诡异”的下半段。
1040年9月，太平日子告一段落，打仗了。
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挂职国家公安部司长——刑部员外郎，赶赴战斗前线，出任甘肃泾川市委书记。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
“那么，这段抗战史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王球儿问道。
“大家应该记得，《岳阳楼记》的第一句就写过，滕子京到巴陵郡，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市当官，是庆历四年的春天，”段诗萌提醒道，“而这场西夏进攻宋朝的战争一直到打了庆历二年！”
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这年在中国的阴历里面有两个九月。
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甘肃平凉卫戍区这个时候却正在闹矛盾。
军事长官一个正职一个副职，互相看对方不顺眼，谁也不服谁。
司令官——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看到敌军来了，就把部队交给副司令官——副都部署葛怀敏，要求他率军抗击，正面击退敌人。
因为两个人互相不信任嘛，王司令还找了个特派员——都监赵询到部队里去“指导”葛副司令打仗。
本来就看你不顺眼了，尼玛还派人来对我指手画脚？
葛副司令火了，老子偏不听你的！
他决定自己另外谋划一套战法，将来打赢了功劳都是自己的，还能显得葛副司令比王司令更高明。
于是他军分四路向绕道宁夏固原，准备发起包抄式进攻。
你想包抄人家？
这个白痴战役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反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的时候，距滕子京把守的泾州也就120里地了。
插一句，宋朝的一里地，是456米。
滕子京本人并不是什么军事家，打架斗殴并非他所长，但是这家伙擅长做事，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忙的不亦乐乎。
在这个短兵相接的时候，范仲淹来了。
范司令赶跑了悲催的王司令，并且还是中央直接任命的集团军老总，丫直接赶到泾州营救滕子京。
不说那些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的友军，就说范仲淹直接从中央调过来的部队吧，先期抵达的前锋，每天便是一万八千张嘴要吃要喝啊。
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硬是支撑着范仲淹将西夏大军全部击退，终结了战争。
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甘肃当地的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借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读者们这下也已经掌握规律了，那既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直接支持了范仲淹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应该再次加官进爵了吧？
是的，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接任范仲淹庆州市委书记的职位。
“接下来，就是比较诡异的事情了。”
段诗萌介绍到，这个过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变化很剧烈。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滕子京升官的屁股凳子都还没有坐热，那个接替他甘肃防务的人就发作了。
这个人原本是隔壁省陕西的军区司令官，叫郑戬，他跑到甘肃接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账。
这个倒不是什么刻意的阴谋，历来军事换防都是如此，你不是拥有私人武装的军阀，你是国家统一体制下的地方军事长官，今天带黑龙江的兵，说不定明天就调你到海南岛管理西沙的兵了。那你当然走马上任的时候要先把账算清楚，上一任司令落下的亏空，还有那些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套路，咱可不背这种黑锅。
一顿审计下来，郑司令当场将桌子都给掀了。
不用说，好大一笔钱不见了。
军费！
一纸诉状杀气腾腾地就告到了中央，说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郑司令还将全套证据发给了监察御史梁坚，梁检察官一番详细勘察之下，也上书弹劾滕子京，指控他在泾州莫名其妙地亏空了公使钱十六万贯。
十六万贯是个什么概念？
有些读者可能会不以为然，又不是十六万两白银，不就是十六万贯铜钱么？多大个事儿啊，打点打点不就过去了么？
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您各位不了解，铜钱这个东西在古代，大概相当于今天咱们人民币的多少分量。
古代是金本位制，铜钱和金、银有兑换标准的，所以有的人直接拿去算牌价了，其实那样也不对，因为中国不是主要产银国，再说古代也没有一个国际金银交易市场啊，你怎么能拿今天的牌价去换算古代的钱呢？
所以还是用购买力来衡量比较靠谱。
这个参照物，一般用基础刚需——粮食来操作。
要算米价，先把度量衡换算好：宋代的一斤，比现在的一斤要多，是六百四十克，宋朝的“一担米”——或写成“一石米”，是当时的92斤半。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千克。
在北宋，大米的均价是每石一贯铜钱左右。
在今天，我们就按超市里最普通的，每千克三块钱来算米价吧。
那么一石大米，59.2千克大米就是￥177.60元。
且慢！先别直接划等号！
有人也跟着我一起高声喊停的，说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通货膨胀的因素，我倒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现在就掐死2018年俄国世界杯这个时间点，我又不做长时间的跨年分析，所以不需要考虑通胀，就研究宋代的一贯铜钱在2018年的6月份值多少人民币。
但是有个事情我们要考虑。
宋朝的米，和今天的米，不是一回事。
袁隆平改造杂交水稻技术之前，我国大米的亩产量，也就是个二、三百公斤。
现在呢？人家可是已经在往吨级田亩冲刺了。
翻三倍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宋代的大米，最起码也应该是现今大米相当于三倍的稀罕物。
因此，宋朝的一贯铜钱，一百枚铜钱，就应当相当于2018年6月的￥532.80元！
现在查出来的账上，被滕子京莫名其妙蒸发掉的有十六万贯铜钱。
那就相当于今天的￥85248000.00元！
八千五百万公款，换在今天是要判枪毙的。
可想而知，当时从陕西调过去的那位郑司令，有多么愤怒了吧。
滕子京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将那笔巨款，都用来犒劳有功将士，抚恤伤亡烈士及家属，以及打赏羌族部落了。
可是那位监察御史梁坚跑去查明细的时候，却没有片言只字。
史料记载：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了。
这就有些越描越黑的意思了。
其一，既然你说这些钱都用在了正途，那你怕什么查啊？这些将士、烈属，所谓军功受赏，那是理所应当的，你怕什么株连无辜？
其二，就算是犒劳军工，抚恤烈士，这些事情国家有法度，有规章，你报单子进京中央财政自会拨款，犯得着你一个地方长官私自挪用公款？
其三，虽然你把有犒劳军功、抚恤烈士的单子销毁了，但是羌族部落总跑不了吧？监察御史梁坚亲自带人赶赴甘肃，一查之下，那段日子你宴请、打赏羌族部落，总共就花了三千贯。按此反推，你所谓的犒劳军功、抚恤烈士加在一块儿，又能用掉多少？
巨额公款失踪不明！
家倒是不用抄，滕子京向来廉洁，自己家里穷得叮当响，这一点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都知道。
可毕竟八千五百多万巨款，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没有了啊？
皇帝如果坐视，他都交不了差。
那就议罪呗。
这件事情要是放在刘太后手上，滕子京十个脑袋也不够朝廷砍。
可惜，现在是宋仁宗当政，把持朝廷的那些个高官厚禄的大臣，都是当年要求还政君权的有功人士，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两个家伙，满朝野到处活动，最后给滕子京判了个“官降一级”，由中央副部级公务员，贬为陕西宝鸡市委书记——凤翔知府。
简直无法无天！
说什么中国的朋党起源于明朝，屁！我看这就是朋党！官官相护。
御史中丞王拱辰看不下去了，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
那行吧，皇帝咬咬牙，再降半级，把他贬去虢州——河南灵宝市当市长。
你当这是买白菜啊，这样讨价还价？
范仲淹拉了一票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跟御史们摊牌谈条件。
各种威逼利诱全都上阵，最后定了——贬官不罢官，但是为了体现有错必罚的公道精神，把滕子京罚到当时相对偏远贫穷的地方去当官。
所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这个岳阳市委书记的官，是这么来的。
“这个诡异的巨款失踪案件，就到此为止，此后的史料上便再也没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记载了。”段诗萌喝口水缓了缓，“再之后有提到他的史书，就都是在说岳阳楼的事情了。”
史书记载，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
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
而这个范仲淹呢，他本来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候去太湖玩过，后来母亲改嫁，他又跟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过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
就在这个时候，身处中央枢要的范仲淹，却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导致改革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知州——河南省南阳市委书记。
这就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此时做《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他那个只知埋头做事毫无政治策略的挚友滕子京，进行的婉转规劝，惟恐他招来祸患。比方说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些人再次搞出一个“巨额公款去向不明”事件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从庆历四年到庆历七年，三年的任上，滕子京由于治理巴陵郡有功，重新升官，调任江南重镇苏州当市委书记，但是大家知道，勤于做事的人嘛，这身体和精力往往都严重透支，因此他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享年五十八岁。
“那笔八千五百多万的巨款，被他拿去修岳阳楼了？”相子谦喃喃地说，“而且应该不是岸上的这座，这笔钱的主要去处，应该是用来修复水下那座岳阳楼，也就是封神台！”
“滕子京和范仲淹，这俩人都是关键啊。”伊面突然感叹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