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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太平天国末期的种种，以更好地理解国外势力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1853年初，太平军一路跋涉抵达江宁，并以江宁为都，这段经历是外邦共同的兴趣所在。更让他们好奇的是太平天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宗教信仰。为此，英法美都曾派人往长江上游方向一探究竟，想弄清楚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53年4月，密迪乐随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出航时，曾对太平天国钦佩有加。他的上司乔治·文翰爵士曾仔细研读过太平天国文献的译本，所持态度就相对比较保守了。他宣布对太平天国政府要保持严格中立，并曾奏报英国政府说，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所满足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动机，领袖们需要利用它去左右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事业的附庸”。梅德赫斯特博士在给文翰的汇报信中基本上已经道破了这场运动的本质，认为它是荒谬的宗教信仰和精明的政治目的的结合：
对于这种差异，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两种想法或两类人同时并存，一类人态度虔诚而谦卑，只想一心事主，并通过赞颂唯一救世主以求恩泽；另一类人则想要借此获取蒙昧的民众的信任，以帮助自己争夺权位。
梅德赫斯特认为，如果这场暴动能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基督教信仰能得到保证，通商的可能性也更大，但鸦片贸易一定是严格禁止的。太平天国在宗教思想方面算是承袭西方，因此还有几分赞成自由主义的可能，但倘若取胜的是朝廷，那么他们必然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排外，更加倨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倡中立政策。
1853年，法国公使造访天京，却没能如愿面见太平天国的高官。这位公使的观点与梅德赫斯特十分相似，他认为太平天国还远没到能成大气候的地步。
1854年5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麦克莱恩抵达江宁。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宗教狂热升温不断的时候，杨秀清刚封了圣灵，太平军的态度变得更加排外，更加趾高气扬。如果说一年前他们对待文翰的态度可以称为傲慢，那么给麦克莱恩的回函则是变本加厉。麦克莱恩在递交给太平天国的公函中要求对方承认两国为平行交往关系，而且不必“纳贡”，太平天国便在回函中大加驳斥，并以此为由拒绝让他面见东王。此外，他们还表示：
尔等果能敬天识主，我天朝视天下为一下，合万国之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等之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藩属之邦，永享殊荣。此乃吾等诚心所望，令尔等速从，不得有违。
梅德赫斯特本是有权承认太平天国政府的，但这份回函以及太平军那不伦不类的宗教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研究了太平天国的教义之后，梅德赫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实际考察，眼下情况不尽人意，相比其民事组织和宗教组织，不过是半斤八两。其成员多数蒙昧无知，且人员有限，战场及已攻占地区人数加总约为5万到10万人，而清军竟不能与之相抗，立即克复失地更是无望。无论其他文明开化之邦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太平天国既不真正信奉也不真正理解基督教；且无论其政权性质如何，至少可以断定，与之建立并维持平行邦交关系是不可能的。
其实总的来说，太平军并没有对洋人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密迪乐也在书中表示，他觉得太平军态度友好，只是对外来的思想理解不充分，因此对外国人不能平等相待。他们对外贸兴趣平平，所以三合会攻占上海的时候，这座城池实际上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了，他们却没有伸手接管。
1853年到1856年间，三合会一直占据着上海，由此引发的几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两个问题尤其关键，时至今日都具有其重要性。第一，上海缺少一个合法的衙门，那么关税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最后海关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人手里，这就是后来的洋关制度的起因。第二，如何处理租界的难民问题，这直接导致市政当局处于外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即便是大清国的子民也不适用清朝国法，只有在会审公廨内才保留大清法度。除此以外，清军军营距离租界过近也引发了问题，导致了1854年的泥城战役，为几年后以上海为中立领地的主张开了先例。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西方国家与清廷在中国北方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几年间，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越发变本加厉。在此之前，他们仅在5个通商口岸享有特权，但条约签订后，长江一线全部向外国船只开放，并且还增开了不少通商口岸。然而当时清廷并未马上认可条约，换约一事被搁置到1859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中国北方，击退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并进犯京师。清廷逃往热河，恭亲王留京与英法商谈。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这次侵略似乎为太平天国创造了时机，所以他们会在1858年和1860年显得异常活跃。僧格林沁所部被调走去对付联军，也许正因如此，捻军才会在这个时候去重新去攻打河南和山东。曾国藩此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国家的入侵对清廷和太平军的最终命运并没有造成影响。至少我们能看到，不管是在中部省份平叛的曾国藩也好，还是在江宁附近驻守的将领也好，谁的军队都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的侵略而减少一兵一卒。英法联军对广州和京城发动的进攻都可以被视为地方事务。
捻军在皖北地区突然变得活跃，很明显是因为僧格林沁撤军，而且安徽太平军的动向也很有可能受此影响。太平军拼死想要杀入江宁城，但每次都被官文和曾国藩在半路拦住。1860年夏，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加大了太平军在北方取胜的可能性。因为要支付赔款，所以清廷应该也很乐意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上向西方国家求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1856到1860年间的几次对外战争削弱了清廷的实力，而让太平军渔翁得利。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天京解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清廷根本没有从中部地区调集兵力去增援北方战场。事实上，英法联军是1860年8月才开始入侵北方的，而忠王在当年5月5日就击溃了天京城外的清军大营，随后便开始侵扰江浙二省。8月，僧格林沁迎战英法联军，朝廷原本对他寄予厚望。僧格林沁兵败后，曾国藩曾请命出征北方，但朝廷没有应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鸦片战争并不是导致太平军在这个时期略显活跃的原因。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1864年法国《世界画报》刊载的铜版画。
6月10日，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缓解江苏的压力。但曾国藩本人必须坚守安庆，所以江苏一切事务全部由巡抚打理。这一时期，外国势力干涉的祸端便开始萌生。其一是上海商人雇佣弗雷德里克.T.华尔。此时发生在1860年忠王占领松江之后，上海商人承诺，若华尔能克复松江，便向他支付3万两白银。第一次尝试失败后，华尔招募了100名马尼拉人和白人军官弗雷斯特与白齐文，并于7月17日攻下了松江。此后这座城池就成了华尔的地盘，他还率兵从松江去攻打青浦。在青浦他遭遇了太平军雇佣的外国暴徒，8月与对方交手失败。最后他放弃了青浦，回到松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训练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军队的开支是从上海海关的收入中拨付的。
忠王闯入江苏的消息让整个上海陷入恐慌，因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很快便从内地涌入。忠王本人于8月18日抵达上海郊区。驻上海的外国领事决定严守中立，并请人向忠王传话，请他不要对上海发兵。忠王最终被英法官军驱逐出上海。忠王称他是受了居住在上海的洋人以及与太平军有联络的清军的邀请才踏足上海的。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军队前进受到了影响，且“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此事未举，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于是忠王被迫撤出上海。
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中立主张已开始触及殖民地周边的中国领土，这在本质上就相当于放弃了中立，偏向了清廷一方。因为他们眼皮底下尽是哀鸿遍野的景象，同时又担心涌入上海的人口增加导致供给跟不上，于是，对待上海周边百里之内的地区，他们虽号称中立，实际上却是反对太平军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霍普从北京返回，1861年2月与哈里·帕克斯沿长江而上，去处理条约中约定的开放通商口岸一事。他们在天京略作停留，见了太平天国的几位首领，并得到了天王的允诺，一年之内不对上海发兵。霍普和帕克斯在报告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朝廷或太平天国任何一方的支持，但他们谴责了太平军，因为他们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而官军占领的地方就要好很多。且不说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促使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站在朝廷一边，至少霍普这趟汉口的行程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862年，天王一年不发兵的承诺到期，太平军又开始准备攻打上海。占领了杭州后，他们便打算向上海进发，城内和租界也有势力与他们里应外合。一些外国人也在为他们提供支援，向他们出售走私的武器、军火和鸦片。西方国家政府无法阻止华尔们去帮清军，因此他们也同样无法禁止这类人去援助太平军。1月13日，3万太平军穿过吴淞口；另一支部队在松江击败了华尔。战败后，华尔带着手下700名中国人赶去增援霍普，当时霍普手下的英法水兵数量差不多也有700人，他们在吴淞与吴淞隔江相望的高桥击败了太平军。在这次交锋以及上海周边地区的其他战斗中，华尔的这支洋枪队因骁勇善战而受到了不少赞誉。
现在英国人已经公开反对中立政策了，在北京与中法商议后，他们决定采纳霍普和海军上将卜罗德的建议，要将太平军阻拦在上海方圆百里之外。几个月前华尔的洋枪队还备受指责，现在赞扬的声音已经居多了。英法联军和华尔的这支“常胜军”攻占了上海周边的许多村镇。5月1日他们攻占了嘉定，5月12日又在青浦获胜。然而后来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没能守住，嘉定落到了忠王手里，青浦也被包围。6月14日，华尔在霍普的援助下撤离。随后，他增募了兵员，洋枪队人数达到6000。部队从松江出发，8月夺回了青浦，但受酷暑和瘟疫影响，外国军队表现并不活跃。
曾国藩对外国势力援助一事的态度我们非常清楚。5月联军撤出嘉定和青浦后，有一度谣言四起，说有印度部队要进驻上海。于是朝廷询问曾国藩对此事的意见。曾国藩答复说，他曾就此事致信左宗棠，左宗棠表示不希望动用大量外国武装，也不希望看到印度军队进驻；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过信，但李鸿章并未正面回答，只说自己与霍普商议过此事，霍普表示会有援军赶到，但对印度军队丝毫没有提及。曾国藩给朝廷的复奏原文如下：
△华尔（1831——1862），美国人，1860年开始受清朝官员委派，招募十几个愿意从军的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志愿者组成洋枪队，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军。随后“洋枪队”改为中外混合军。1862年春，华尔毅然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1862年9月，华尔在进攻慈溪时毙命。
△围攻上海的太平天国军队。
臣查西人天性好胜，睚眦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见侮于发逆，尤虑见轻于天朝。其兴兵前来报复，实属意中之事。惟英、法旧例，兵谋会议于众国，兵费征敛于众商，非一人所能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触大众之怒。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数必不甚多，亦可悬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闻，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然后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中国之盗寇，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
粤匪行径，本属无赖之贼。青、嘉两城市，尤属于至微之事。英国若征印度之兵，为报仇之役。多调则胜之不武，少调则不胜为笑。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上不利于国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议息兵，俾松、沪免无穷之忧，即英法省无穷之费，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斯二者，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见听，则亦别无阻止之法。仍当先与议定，西兵进攻内地，臣处无会剿之师。若克城池，臣处无派防之卒。区区鄙见，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设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如。倘我军屯驻之处，彼亦不约而来，实逼处此。臣当谆饬部曲，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想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
与此同时，上尉乐德克和中尉肯尼于5月6日指挥英法战舰攻打宁波获胜，并将这座城池交给了清军。此后宁波便开始实行与上海相类似的政策；在克复宁波周边市镇时，外国军队也给予了援助。华尔也率洋枪队赶来，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时，华尔受到重创。参与这场战斗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华尔的部队，还有英法联军的战舰，以及法国人训练的一支由1500名中国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华尔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回松江厚葬，清廷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华尔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虽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怀抱着野心，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功业，但对他所获得的殊荣，却没有多少人唱反调。如果没有华尔，就没有后来戈登的成功，也没有上文提到的中法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东和日益格率领。他们协助左宗棠克复了上虞，乐德克也参与了。1863年初，他们又协助朝廷克复了绍兴，当时太平军正在应付别处的战事，因此放弃了这座城池。勒伯勒东在攻打上虞时阵亡，他的军队由法尔第福接管，但不久后，法尔第福遇害，其职务由德克碑代任。
“常胜军”的将领不在了，军队暂由弗雷斯特率领。但是弗雷斯特并不想正式接管这支军队，最后白齐文接替了这个职位。
与此同时，太平军对曾国荃展开了长达46天的围攻，偏偏这时军营中又爆发了瘟疫，这让曾国荃所部的抵抗愈发艰难。出于战略考虑，除程学启外，各路将领也无法赶来增援。然而程学启一旦离开，江苏便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曾国荃便不再要求他前来增援。不过反对曾国荃的人认为他是怕有损自己的声望才会有此举动。曾国荃拒绝程学启援助一事让曾国藩十分难堪，因为他已经送出了求援的消息。但他尽了最大努力，给李鸿章写了封信，让他不用再派程前来，如果已经派兵，那也只需协助打一两场仗便可返回。
李鸿章提议派白齐文和“常胜军”出战。起初曾国藩想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援军营地不能靠清营太近，而应首先攻取江宁下游的下关或九洑洲，或者就在上游扎营；第二，如果江宁克复，白齐文的军队不可在城内抢掠，所有战利品一应上缴，一半运送到京城，一半分发给各个部队。白齐文的军队可以分得双份。采取任何行动前，双方都必须明确立约，以免军队之间产生纷争或误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嘱咐说，这支军队抵达后，大可好好利用，但不能让他们与其他部队交往过密。
△常胜军进攻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
“白齐文部下名为洋兵，实皆广东、宁波之人，骄侈成俗，额饷极贵，弟军断不宜与之共处。凡长濠以内，总须主兵强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号令归一，而后不至偾事。至嘱至嘱。弟若有信至沪，亦须先与说明。”
与白齐文的谈判搁置了。11月17日，曾国藩在信中说，他收到了与白齐文的契约概要，但他开始吃不准对方是否真的会如约前来。与此同时，无人增援的恶果终于降临到官军头上，好在11月26日，曾国荃战胜了太平军，解除了包围，将他们驱逐到了长江北岸。但曾国藩的焦虑并未减轻，他担心曾国荃会中太平军的圈套，被他们从江宁引开，而恰恰就在这一战之前，曾国藩曾催促其弟撤离江宁，因为那时官军在宁国受挫，曾国藩判断长江上游地带告急，而宁国一旦失守，那么官军不可避免地要向芜湖或金柱关撤退；鲍超的兵力已遭折损，曾国荃又刚刚脱离险境，如果两人都被击败，平叛的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12月4日、5日、6日和7日，曾国藩连续给曾国荃发了几封急件，请他不要在危险之地久留，以免最后满盘皆输。好在曾国荃虽面临巨大压力，但他对自己所部的实力很有信心，所以他没有理睬曾国藩的要求，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撤离的必要性也渐渐淡化了。11月底，包围解除，但直到12月中旬，官军才确定忠王不会再重新发动一次围攻。
至于白齐文为什么没有在最危急的关头前往江宁增援，理由众说纷纭，其中之一据说是欠款未付。从白齐文后来的表现看，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有诚意。很明显，清军是希望他赶来增援的，尤其是在11月的危急关头，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诿拖延，没有在清军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援助。就在他终于决定出发时，轮船却撤走了，这并非清廷不守信，而是官军已经不需要他增援了。
在上文摘录的曾国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欢迎“常胜军”。由于西方国家放弃了中立政策，于是“常胜军”也希望能改变自身的性质。中国人认为这支军队花费太高，再加上它干涉松江民政事务，军队兵士喜欢惹是生非，对待中国百姓又十分专横，所以中国人对它十分反感。
1863年1月，由于欠款一事，洋枪队发生兵变。上海方面派人传递了消息，说饷银两天内即可送到，白齐文借此安抚了士兵。但两天过去了，却还不见饷银，白齐文便亲自前往上海催款。但他得到的答复是，谁也没有承诺一定会在那个日期付款。白齐文当即大骂并拳脚相加，劫走了饷银，返回松江。他因此被撤职，其职位由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接替。弗雷德里克上任后，一些暴徒因不满将领的变动，恶意发动了几起兵变，都被弗雷德里克镇压了，而洋枪队在他的率领下，也逐渐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听闻白齐文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十分气愤，他致信李鸿章，提出想与他联合上疏朝廷，要求以故意殴伤道台的罪名严办白齐文。
但曾国藩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描述与外国文献中的记载略有不同。曾国藩的说法如下：
查洋将白齐文常胜军，于九月中旬定议来援金陵，屡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启程，吴煦先带轮船两只赴镇江齐队。乃白齐文索饷迁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闭城滋闹；十五日，带洋枪队数十人至上海毒殴杨坊，刃伤其戚属，抢夺洋银四万余两而去。如此跋扈横行，毫无纪律，不特中国不能资其力以剿贼，亦为外国之所公恶。应由李鸿章奏明知会驻京公使，严行惩办。
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李鸿章对白齐文如此反感，坚决不同意让他官复原职，即便白齐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驻京公使的支持，李鸿章也不肯买账。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白齐文最终决定出发增援江宁，朝廷却将轮船撤走，甚至要扣下这支军队的饷银，因为它实在是难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将军的帮助下，由查尔斯·乔治·戈登接管常胜军的协议很快便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并生效了。军队规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国政府批准期间，华尔旧部却开始闹事，要求白齐文继续担任指挥官，而荷兰又在2月15日攻打太仓失败，更是增添了麻烦。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鸿章原来的支持态度已转变成了不满，差点将这支军队遣散。
幸好英国的批准及时下发，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队。这件事说明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完全向清廷倾斜，因为戈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上海周边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国派遣的军官，是受了英国政府的委派来执行任务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第一个使命是救援常熟。4月7日，他手下的2250人与6000清军一道击退了敌军。随后他赶去太仓增援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太平军诈降以诱李瀚章进城，李瀚章中计。虽然戈登手下只有2800人，而太平军有一万多人，但他还是于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太仓。由于部队中白齐文的党羽闹事，戈登不得不返回松江处理，事后他重组了军队，换掉了一部分军官。随后他带领着这支部队去围攻昆山，于5月27号抵达城下。这时他手下已有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戈登启用了水陆两用汽船熙春号，在程学启的协助下，于6月1日攻下了昆山。程学启认为自己应享有大功，但实际上戈登在攻城时并未采纳他的建议。程学启嫉妒戈登的功劳，两人心生嫌隙，最后不得不由巡抚李鸿章和哈利迪·马格里爵士出面调解。戈登决定将军队基地从松江迁往昆山，又引起了军中的哗变，最后被戈登严厉镇压。此后，戈登开始整肃军队纪律，其间又有一次兵变发生，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后，洋枪队的军纪才变得严明起来。
戈登本有种种理由甩手不干，比如与下属之间的冲突，与程学启的过节，政府对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劝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时候，他听说白齐文带着300人去苏州投奔太平军了，希望能借此机会为他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上海方面普遍认为，戈登手下白齐文的旧部一定会转而改投在旧主将的麾下，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戈登决定留下继续自己的工作。
洋枪队从昆山逼近苏州，7月29日协助清军克复苏州外围的吴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岛尖端的太湖县被收复，9月30日，官军的分遣部队攻下了江阴，联军已准备好举兵攻打苏州。
苏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将领————慕王谭绍光和其他几名将领把守。忠王本人则在天京劝说天王从都城撤离，另择栖身之处。从忠王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苏州守将会降清，而他自己绝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从太平天国起事时就已加入，对于他这样的人，朝廷只会严惩。所以，在离开苏州时，他曾对守将们说，“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如果你们另有打算，我也不会强留你们了。”守将们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二心，然而他们的实际举动又并非如此。忠王没有料到，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苏州守将开始与程学启联络，商议降清并交还苏州一事。他们答应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动动手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军守将交出了苏州城，负责与朝廷谈判的纳王被许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当留守苏州的诸王出城迎接李鸿章时，他们发现之前的约定就是一纸空文，官军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将他们全部处死。戈登目睹这一过程，认为杀降是不义之举，他非常气愤，带部下登上熙春号，想抓到李鸿章。还好他们没找到人，考虑了几周后，戈登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军中。
戈登离开期间，“常胜军”士气受挫，军纪松散，戈登回来后又马上恢复了。1864年春，它与清军一起从苏州向常州进军，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队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国人协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宁克复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军攻占。不过常胜军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作战，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评价这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应当看到，美、英、法三国军官的策略确实帮助清廷克复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没有外国的援助，这场战争无疑会持续更久，清廷也将面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甚至危险。与清军相比，外国军队的装备显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训练有素。在他们的协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没有让它落入太平军之手，从而也确保了李鸿章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支付军队粮饷。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如果要说是戈登镇压了太平军，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从未指挥过超过3000人的部队。他一直是与清军一起作战的，如果没有清军部队，戈登的军队必然会以失败收场。最重要的是，曾国藩和其他将领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军因此而焦虑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军和太平军联手。
也许一位专门研究常胜军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还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位历史学家摘录了一些针对戈登的溢美之词，接着他写道：
我已经说了不少违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话，因为这个话题已经引发了太多讨论，我必须在此重复，以解释最近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戈登上校镇压了太平军的叛乱，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李抚台在奏疏中将江苏平叛的大部分功劳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队如果孤军作战，江苏叛军也不可能被肃清。也许在这些战斗中戈登的部队确实在冲锋陷阵，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会请清军把守。程学启和其他将领一直是与洋枪队一起作战的，所以他们的功劳也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为曾国藩和其他将领的殊死拼杀，太平军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带。朝廷似乎指望着联军帮他们守住上海和宁波。但是，如果联军没有增援，清廷也会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国家的同胞看到太平军逼近富庶的贸易殖民地，就惊慌失措，觉得胜利将要属于太平天国了，但实际上他们把结果想得太糟糕了。毫无疑问，如果太平军占领了上海和宁波，抢夺了外国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员，那么西方国家遭遇的麻烦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国家如果放任不管，便违背了他们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因此，清廷有双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气去阻止太平军进犯这两个通商口岸，因为他们可以预料到，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出于义务，我们必然会出兵阻拦太平军。他们料得很准。其他情况下清廷会作何反应，我们便不去推测了，但是从形势和结果判断，我们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军进犯上海宁波，也不能证明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灭叛军。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态度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们拒绝承认太平天国政府，这对清廷有利。如果当时天京还有天德王或冯云山这样的人物在，也许太平天国政府就会得到西方的认可了。反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军，清廷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外国的援助只是为官军最后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