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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京政府的特质
以南京政府之名来称呼中国的中央政府，似乎有损国民政府的尊严。正如所谓“中国有国民政府，而没有南京政府”一样。但是，我依然要使用这个词，不仅因为该词在历史上最好地表现了国民政府的性质，也适合更好地表现国民政府现实的基础。
以孙文为首的广州时代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则在孙中山去世后的1925年7月1日）及1927年1月1日迁往汉口的武汉政府，与现在的国民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这里所谓的南京政府，指1928年4月18日成立于南京并持续至今的国民政府（1937年12月，首都南京失守）。
国民政府将1936年10月10日作为革命纪念日而举行辛亥革命25周年祭，借此机会向内外宣示国家的统一。恰逢此时，国内最大的敌对势力西南派被降服。蒋介石发表英文声明，声称在经济建设、行政功能、社会卫生、义务教育及财政改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并发出豪言壮语，称“余敢言，此八年之短期内，获如此之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实乃未曾有之现象”。众所周知，此后在世界范围内讴歌中国的统一和建设的声浪骤起。在此期间，我们一方面为中国的统一和建设的实施而惊喜，但另一方面在仔细检讨其内容之后，从各种角度也注意到其内涵的危险性（参见日本国际协会太平洋问题调查部编《中国经济建设批判》“太平洋问题”中的拙文《日中经济提携批判》，载《改造》1937年6月号）。
面对在一片讴歌南京政府得到进一步强化、国际国内信赖增强之际发生的“西安事变”，我曾提出疑问：“这难道不是内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统一’之中的基本矛盾的爆发吗？”（见《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
我感到，南京政府如今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困难，而且这并非指目前与日本抗争的事实。实际上我们不能不说，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阶层、国民资产阶级政权的南京政府，已经到了不可避免地发生本质转变的特别重大时期。
一般主流观点认为，南京政府的危机仅仅是日本的攻击造成的。眼下，这仿佛确凿无误，但未必是透视本质的观点。如此说来，促进南京政府的统一和强化的，也确实是日本。正如一部分人士所言，其意义就在于日本迅疾地进入中国，结果导致全体国民对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南京政府的支持，由此促进了其统一。
日本的进攻，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但本质上，南京政府目前立场的艰难，其理由需要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更为根本之处去寻找。这些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当然会作为南京政府的特征而表现出来，并规定该政府的性质。
这一特性，一方面使南京政府“仅于八年中”就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飞跃，但另一方面又使同一个南京政府“终于站在了最后的关头”。
这里，没有一一阐明中国社会基本特性的时间，拙文的目的也不在此。我只想对作为这些特性在中国社会各方面之反映的官僚、军阀、买办的特征如何决定了南京政府的本质这一问题，做些观察。
在此意义上，若举出南京政府众多特性中的基本方面来看，则需要注意南京政府与国民党、与地方实力政权（军阀）、与浙江财阀、与列强这四种关系。以下，对每种关系做逐一考察。
二
南京政府与国民党
不用说，国民政府乃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统治机关。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性质。国民党自地下秘密结社时代以来，直到革命目标达成一半而登上今日中国政治权力中枢地位为止，其名称经历了几度变迁。
1894年，孙中山于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鲁鲁组建兴中会。
1905年，秋天，孙中山于东京成立同盟会。
1911年，同盟会成为合法政党。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
1919年，中华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
（也有视1921年为国民党复兴年的说法。）
当然，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内涵的变迁。从这一角度来说，变迁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创始到1911年为第一期；1911年到1924年为第二期；1924年到1927年为第三期；1927年到1937年是第四期。目前则进入到第五期的最新发展阶段。
国民党意外获得了前途有望的发展，其原因在于它以打破国内封建残余令人难以忍受的桎梏，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重压下解放中国为使命。而认识国民党的关键，则在于理解以中国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战争之狂风暴雨成就了国民党的迅速发展。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其结果是通过《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夺走。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则赋予英法两国众多特权。1890年代末，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成熟，列强对中国的攻势骤然加剧。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又使中国失去了台湾。1898年胶州湾被德国夺取，威海卫被英国、旅顺港被俄国霸占。问题不仅在于这些领土被剥夺，而且还要支付战败赔款并将关税支配权等众多特权和权益让与外国。
而且，这期间国内的清政府彻底腐败而完全丧失了抵抗外国进攻的能力。生死存亡的唯一路径，就是首先打倒清政府。这成了中国革命的灵感、理论乃至真正推动力量的源泉。也正是在这里，蕴含着国民党1911年革命成功的秘诀以及此后全中国获得迅速统一的秘密。然而，推翻清朝的统治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为了达到中国自身解放的最终目的，国民党所面对的困难要比推翻清政权多数倍，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应该说，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也是理所当然的。
国民党原本是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本质规定必然会在革命的行进途中产生阻碍革命的作用。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4年间令人惊愕的停滞不前，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个党完全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而且所倚重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军阀性的武力。1924年国民党改组，通过包容共产党势力而使革命获得飞跃发展，并依靠这种力量得以实现北伐，但到了革命进而要求为自身解放彻底斗争的阶段，国民党面对要求土地问题之彻底解决的农民，要求与帝国主义资本不妥协斗争的工人，感到了难以实现阶级上之联合的矛盾。联合战线也仅仅维持了三年半的时间，终告崩溃。之后的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国民党为根绝工人、农民的政党势力，甚至倾注了全部精力。
以上具体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国民党主要是作为官僚（乡绅）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和军阀的代表而存在的。这些要素经过十年来的统一过程而渐渐融合在一起也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十年间蒋介石及其一党独裁的倾向渐趋成形。人们常说的蒋、宋家族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所占地位，可以由下面这个关系说明显示出来。
孔祥熙（夫人是宋家长女宋霭玲），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中央委员等。
孙中山（夫人是宋家次女宋庆龄），已故国民党总理，其子孙科为立法院院长、中央委员。
宋庆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
蒋中正（夫人是宋家三女宋美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等。
宋子文（宋家长子），中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任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等。
宋子良（宋家次子），中英庚款会监事、浚浦局局长、国华银行总裁、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裁、广东财政厅厅长。
宋子安（宋家三男），原松江盐运副使，现四明银行理事。
有人统计（1934年，但至今无大变化），蒋介石、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15位高级党员占据了181个官职，平均一人兼职12个以上。其中，蒋介石21个、汪兆铭12个、孙科13个、孔祥熙11个，而且多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如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
在中国，国民党采取的是以党治国的原则。但实际上，国民党呈现为垄断的、血缘和地缘性的、行会式的统治性质。维持和强化这种统治，以青帮为首的包括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率领的CC团或蓝衣社等秘密会社，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近中国的抗日运动，在民族解放的层面上到了只能容许国民党一党独断的地步，在这一点上，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尽管外部不知虚实，但仍然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在日中战争初期并未实现。我相信，两党真正达成合作应该是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实现本质转变的时候。
三
南京政府与军阀
“打倒军阀”是国民党的重要旗帜之一。但是，今日南京政府的统治可以视为一种军阀政治。处于南京政府核心之蒋介石手下的地方省政府主席，基本上是大小不等的军阀，即（随着战事的发展，下列名单有所变化，括号中的人名为新任者）河北省冯治安（鹿钟麟）、察哈尔省刘汝明、绥远省傅作义、江西省熊式辉、山东省韩复榘（枪毙）、湖北省黄绍竑（陈诚）、河南省商震、湖南省何键（张治中）、福建省陈仪、陕西省孙蔚如（蒋鼎文）、甘肃省朱绍良和贺耀祖（代理）、宁夏省马鸿逵、贵州省薛岳（代理）、云南省龙云、广西省黄旭初、四川省刘湘、青海省马麟、新疆省李溶、西康省刘文辉，这些人均为赫赫有名的军阀。
非军人出身的只有安徽省刘尚清、山西省赵戴文、江苏省陈果夫、浙江省朱家骅、广东省吴铁城等（赵戴文、吴铁城亦有旅长、师长等经历）。而且，安徽、江苏、浙江等处在蒋介石直辖之下，本来就没有配备军阀的必要。山西处在阎锡山这一大军阀之下，广东军事力量的代表余汉谋最近则被组合到蒋介石的直接统治之下（如今，除了贵州的吴鼎昌之外，全部为军人）。
国民党自“北伐”以来，内战连年不断。李芦洲所著《国民政府的政绩》仿佛以暴露南京政府为目的，叙述了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军阀混战状态，其内乱时期如下：
（一）北伐战争，1926年7月9日至1928年6月4日（1年零11个月）。
（二）宁汉战争，1927年10月20日至11月11日（20天）。
（三）蒋桂战争，1929年2月21日至12月末（10个月）。
（四）蒋冯战争，1929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20余天）。
（五）蒋唐（生智）战争，1929年12月下旬至1930年1月15日（20余天）。
（六）蒋冯阎战争，1930年5月中旬至10月上旬（4个月零20天）。
（七）蒋对石友三战争，1931年7月14日至8月1日（半个月）。
（八）胶东战争，1932年9月18日至10月下旬（1个月零10天）。
（九）四川战争，1932年10月3日至1933年9月5日（11个月）。
（十）宁闽战争，1933年12月下旬至1934年1月21日（1个月）。
（十一）蒋孙（殿英占领宁夏）战争，1934年1月下旬至4月初（2个月零15天）。
（十二）蒋对共产军战争，自1930年12月蒋介石从南昌出发到1936年12月共耗时6年整。
这对中国来说，是国力的巨大浪费。具体的数字：“如果以1912年以来的17年间为北京政府时代，1928年至今（1934）6年间为南京政府时代，那么前者的内乱次数是11次，后者则为12次。就是说，北京政府时期每年不到一次，而南京政府时期则是每年平均两次战乱。进而，如果比较一下内乱持续的时间，北京政府为885天，南京政府则为3028天。而此持续天数对政治统治天数的比率，前者只有7.1%，而后者却远远超过了前者。南京政府自成立至今共6年，从1926年7月‘北伐’算起也不足8年，内乱的延续天数却超过了8年。”
进而根据该书统计，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是6亿元，而南京政府自1927年至1934年则发行了13亿元（参照后面的浙江财阀部分），平均每年达1.64亿元，其每年发行的公债比北京政府高出四倍以上。北京时期的政务费和军费的比率在1917年各为35.7%、74.3%，而1927年为11.8%、88.1%，1931年为7.78%、92.22%，军费比率明显增大。
该书最后批判道：“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超过政务费支出十倍，所有收入都供给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内乱。”这是符合事实的。
在以上军阀混战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与列强的关系。军阀混战与列强大有关系，这在北京时期表现得最为露骨，南京政府时期的内战中也依然如此，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一方面列强中的某些国家积极援助与南京政府作对的军阀，同时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南京政府。最为奇妙的是，一个列强国家的政策同时支援南京政府和反南京政府。
人们常说，成为中国统一障碍的是地方在地军阀。作为中国特殊的封建性之顽固的残余势力，在地军阀“以经济上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国民政府。其代表如下：
（广东）以聚集在广州珠三角地区的广东财阀和华侨经济力量为背景，1933年1月以来提出“广东设施三年计划”而与中央对抗，直到实力人物陈济棠1936年8月没落为止。
（广西）所谓大广西军阀的大本营，经济上无法脱离广东而独立，故始终与广东军阀合作来对抗南京，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至今依然是南京政府的一大死对头。
（山西）自1911年以来，在所谓山西门罗主义名义下构筑起独立的封锁经济地盘，1933年以后则以“山西省政建设十年计划”而努力于统制经济体制的强化。
（河北、察哈尔）1935年12月成立的冀察政权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机关，实质上基本是二十九军军阀的独立王国。
刘湘病逝时间应为1938年1月。————编者 （四川）刘湘政权因四川内部大小军阀间的混战而疲惫不堪，又由于共产军的进入和财政上的崩溃，结果屈服于中央的控制，但正如今年春天所传言的那样，仿佛对南京政府另有图谋（刘湘1937年12月突然病死 ）。
除此之外，山东和湖南等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军阀统治体制。
1935年南京政府实现币制的统一，这使地方军阀的割据基础遭到严重弱化，这是事实。这样，南京政府所夸耀的统一形势迅速扩展，而其原因之一则是作为反抗封建主义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即苏维埃运动的急速发展，造成了这些军阀自身基础的弱化，而不得不向核心的大军阀国民党靠拢。我们可以在1931年以后对苏维埃政权的包围战，特别是1934年秋对共产军的“围剿”过程中，清楚地看到这期间情况的变化。原因之二在于，列强从自身利害出发也希望作为市场的中国获得统一，期待着国民党军阀的结成和强化。
以上观察可见，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至今依然使军阀的地方割据势力得以残存，同时也赋予了南京政府之国民党以相当多的军阀性格。以军事委员会为基础的蒋介石地位的绝对优势，就体现在南京财政中军费、债务费对文化费用的优势上。
［作者按：军费及债务费在全部支出中所占比率如下（据1936年年度预算）。］
四
南京政府与浙江财阀
南京政府与所谓浙江财阀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中国某种程度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浙江财阀本身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因此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也产生了种种变动。
浙江财阀最初受到关注的是其地缘、行会的性格特征。一般是综合地指称那些浙江省出身的上海实业家集团，与日本江州财阀、甲州财阀的意义相近，而没有如三井、三菱财阀那样高度资本主义垄断形态的意义。
［作者按：最早给出定义并公布于1929年“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浙江财阀》小册子，其分类解释如下：第一，浙江省出身而主要以上海为据点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狭义解释）；第二，主要以上海为据点的江苏、浙江两省出身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略微广义的解释）；第三，不管其出生地在浙江还是广东、上海，凡是以上海为据点从事活动的金融业者、实业家，包括财经界、政界的实力人物的总称（广义的解释）。］
一般可以说，成为中国近代性民族资本母体的，是晚清以来的官僚资本和伴随外国资本的侵入而发达起来的买办资本。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种资本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民族资本的形态。浙江财阀在发生的当初属于买办资本（广义的），尤其以本土的银行资本为根基。如今，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核心的无疑是这个银行资产阶级，而浙江财阀本身对应于此，成为银行资本的根基。
（作者按：上海市商会最重要的构成分子即银行同业公会，根据1934年市商会会员名册，21个公会代表中浙江出身的10人、江苏9人、湖南1人、安徽1人。）
在中国一般的产业资本还未发达之际，为何独有银行资本得以勉强发展起来？关于这一点，王承志《中国金融资本论》认为：“这可以说是由于其虚伪的繁荣建筑在公债及房地产的投机事业之上。”
而与南京政府的结合，尤其在公债关系上十分显著。不断受到财政崩溃威胁的南京政府从公债发行上找到出路，而浙江财阀接收政府发行的公债获得法外的利润，由此迅速膨胀起来。
南京政府与浙江财阀的关系如下：
（一）公债。公债的发行与银行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继北京政府时期之后成立的南京政府那里，得到了更加明显的发展。随着首都的南迁，公债投资市场由北京转到上海，中国的主要银行也大举将总部移至上海。
南京政府自1927年至1935年的8年间，发行了约17亿元的内债。而接收其内债的无疑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性银行及钱庄（中国、交通、浙江兴业、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储备会等大银行所持公债最多）。
（二）政府贷款。在政府贷款上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对政府机关的投资与其他相比的比率，1930年是48.93%。之后这个比率略有降低，但1934年依然占有41.91%。中央银行对政府的放款好像也在增加。参照财政部报告中所反映的借入总额的增加以及未还款额来看，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清楚。
（三）浙江财阀的利润。以上政治性投资占据了浙江系银行资本利润源泉的关键部分。自南京政府成立至1932年延期降息办法实施，共发行19种公债和库券，大部分公债为年利8分、库券为月息7——8分。之后，公债年利6分、库券月利5分。公债的其他好处，还在于其偿还期限短。如前所述，1932年的延期降息办法实施及1936年2月统一公债强制借还期限延长以前，公债为10年而库券为5——10年偿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担保的安全性也有保证。担保大体上是靠关税，而且其管理上特别设立了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中有浙江财阀巨头直接参加，同时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各一位作为海关的代表参与其中（参见山上金男《浙江财阀的基础研究》，载《上海满铁》季刊2号，后有专著《浙江财阀论》，日本评论社出版）。
而且，这些银行是公债特别是库券的唯一发行银行，由于这种与政府达成的特殊条件，其利润大增。据说1929年、1930年前后政府的实际现金，其面额一般为四至六成。
从历史沿革上来看，根据1928年8月发行的《上海总商会概况》，1919年以后总商会内部出现革新的空气，结果“新学之士”田世泽、冯少山、方掓伯、袁履登、赵晋乡等开始被选为商会董事。1919年，正是因五四及“六三”两大事件而民众运动飞跃发展的年份。当时，这些民族资本家还处在军阀、官僚等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故站到了被压迫阶级的最前头。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国民革命为止的浙江财阀的进步意义。
然而，随着劳动阶级的迅速崛起，结果以1927年4月上海政变为契机，国民政府与这个新兴势力进入了漫长的抗争时期。
这一点有误，地位的变更带来了两者之间相当程度的本质变化。————译者 1933年以后中国深刻的经济危机，导致浙江财阀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即南京政府对浙江财阀的统制强化和编制重组。而1935年11月3日实施的币制改革，则是决定性的一步。宋子文及孔祥熙成为浙江财阀绝对的中枢人物，而李铭、张公权等原本的核心人物则被迫下台。不过，这只是南京政府与浙江财阀之间主导关系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勾结关系有什么本质变化 。
南京政府与浙江财阀这种勾结关系，是决定民族资产阶级政权之南京政府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次北方中国事变所显示的上海市场的动摇，作为英法美各国意向的反映（如在伦敦为获得借款而奔走的孔祥熙发给国民政府的防止战争的电报），以及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动摇不定，今后都会展现出重要的意义来。要之，浙江财阀的动向乃是决定南京政府方向的重要变量。
五
南京政府与列强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视此为“中国站起来了”的象征，这强烈地震惊了列强各国。之后，国民革命战线的分裂和内战爆发使中国的统一进程暂时停顿下来，但是到了1936年下半年再次出现中国已然统一且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的论调。然而不待最近事态的证明，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这种观察相当表面且十分危险。即使对被称为南京政府一大成功的币制改革，也可以有如下的批判：
作为经济侵略之手段的殖民地货币权操纵，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对领土的占领。……英美作为世界金融战争中的两巨头，看到日本武力进攻的成功而不甘沉默，早已发动了它们得意的优良武器————经济力。美国以货币政策不断施压中国。不知何时，“美国通过货币政策正欲吞并中国的山河之际”，大英帝国却恩威并施将中国货币组合到英镑区内。这正是大唱成功凯歌的中国空前绝后的币制改革。新货币不过是英国英镑的战利品而已。……中国的货币已经失去其独立性，以至于如今充分具备了殖民地货币的功能。（冯和法《由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
中国到底是摆脱了所谓半殖民地状态而正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还是在迅速走向殖民地化？这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当然，这个早该明确的问题确有不确定处，一个是人们没有将中国本身的建设————资本主义之发展放到世界性关联中，而是孤立地观察所造成的谬误；另一个则是各国列强所使用的殖民方法不同。
就前者而言，发展的速度与内涵应该一起成为焦点，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列强相比差距甚大，那么这种差距就可能成为殖民地化的指标。
就后者而言，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列强对殖民地、市场乃至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但是，实现这种欲求的手段未必只有原本的领土瓜分这一种途径。
列强之间围绕中国的角逐十分激烈，有的时候通过靠近南京强化其政府功能，有的时候则与其对抗。1931年之后日本实行激进的大陆政策，结果一时导致了驱逐其他列强的后果，并产生了列强与日本对抗的态势。因此，南京政府暂时抓住这一对立的缝隙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且，列强政策上的差异也成为重要原因之一，即与日本之势力扩张的方法直接关联到领土权相比，英法只是采取铁路借款的间接方式，虽然这最终仍然关系到领土权问题。进而，同样导致所谓的“经济侵略”，但英美法等的信用贷款方法与直接的领土权问题没有关联。
以上情形，驱使南京政府为了和激进政策相对抗，更多情况下依赖于采取温和政策的国家。
现今，列强各国对华政策的特征如下。
日本：其大陆政策有着经济、政治及军事上的目的，甚至动用军事手段。但同时，原本也存在着“日中经济提携”的要求。不用说，所谓的币原外交绝非币原个人偶尔的创意，或者什么基于人道主义的东西。
英国：近来对南京政府表示出经济援助上的积极性。币制改革的效果尤其巨大。但是，以粤汉铁路的建成为契机而积极参与南方中国的铁路网建设，则显示英国并不完全排除与领土权直接相关的行动。（这次北方中国事变发生后，英国答应孔祥熙提供广梅铁路及浦、信、襄铁路贷款）
美国：其进入中国的时间落后于其他列强，至今这种状况还没有改变。美国试图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其努力体现在“门户开放”的主张上。南京政府成立后，美国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评价过高，结果对华政策上吃了苦头而持消极态度。最近第三次美中金融协定的签署，以及与孔祥熙达成英美共同借款2000万英镑的传言，值得注意。
南京政府对列强的依赖关系内在于其存在本身，通过现有政策的持续推进绝不能自然而然地排除这种依赖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六
结语
我相信，通过以上观察可以大致阐明南京政府的本质特征，只是我的论述可能过于分散。毋庸置疑，实际上这种种特征乃是相互关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或者不如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在与世界接触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就表现为南京政府的根本特征。
然而，我们若视上述南京政府为一成不变的而对其加以规定的话，那明显也是错误的。
有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近在日本不断出现新锐的评论，中西功对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的中国政治，分如下三个阶段加以观察。
1928年至1931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全国统一而与军阀混战，并将力量集结于遏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方面，实际上为向第二阶段过渡做了准备。
1931年9月至1934年年底、1935年年初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三次“围剿”遭到完全的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满洲事变”爆发，而南京与西南的接近呈现出统治阶层内部力量关系的剧变，在这种剧变基础上各方势力取得均衡，对红军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而这一时期的终结，则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为标志。
此后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以下面的一系列事件为特征，即红军西迁，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相关联，中国红军开始向西北大移动；统治阶层中对日本地位的重视强化（北方中国、日中提携的发展），进而蒋介石的统一获得进展；南京独裁论风靡一时；红军的新战术————呼吁成立国防政府；等等。（《满铁调查月报》1936年5月号）
随着中国抗日民族运动的展开，以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为契机迅速发展起来的所谓国共再次合作，才是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参见拙稿《转换期中国的基本问题》，载《中央公论》1936年7月号）这种变化如果继续发展，南京政府必将发生本质的变化（之后的事态发展经过正显示了这样的方向）。
这次北方中国问题发生以来南京政府所表现的某种态度，正毫无保留地暴露出其特质。试图最终解决抗日问题的国防会议，结果成了暴露南京政府军阀性质的场所，这个马拉松式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结论。“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共产党采取相当克制的态度，仿佛要努力维持民族阵线的统一均衡。而且，也可能有这样的结局：南京政府为摆脱困境不惜再次于国共分裂中寻找自己的活路。
（193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