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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战线最近的进展，即使不算此前总进攻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进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在北方中国日军有了各方面广泛的进攻，但不容否定上海战线因中国军的顽强抵抗，很明显，要确保战果的获得必须附加各种条件。战斗是高度科学性的，需要倾一国之力而相互搏击。限于此，具有高度资本主义机构的日本和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上的中国，不用说，两者之间力量的差距巨大。中国在军事上乃至经济上早已达到了继续实施现代化战争的临界点，这在军事专家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者方面早有定论。
而在上海战线，中国所拥有的实际战斗力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一般认为，在此所显示的重大量变已然成为即将产生的质变的前提，日本方面对此大为欢喜也是当然的。京城大道上庆祝胜利的提灯行列映照在秋天的夜空之下蜿蜒不断。但是我们又感到，有某种难以为胜利所陶醉的东西存在。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想到专注于上海战线而艰苦战斗的同胞们。正式的报道称，上海开战以来至10月24日为止，已有5000余人丧生。
进而，当我们放眼战线的纵深地带，从曾经拥有壮丽建筑的首都南京开始到仿佛蜂窝一般被射穿的一望无际的江南平原，这对我们这些曾几度游乐于此而接触到那和平光景的人来说，实在不能不感慨系之。
当然，这并非单纯的伤感，而是因为想到，摆在我们日本人面前的不单是战斗，还有更为困难而须解决的课题存在。
至今，我们一直以战斗的绝对胜利为必要的条件。但是我认为，如今已然到了必须处理更为重要和困难问题的时刻。
当然，有关战斗本身如何终结的问题，还有难以预测的实际情况存在。
人们推测，上海战线将再度归于平静，然而要以具体的形态来预测中国今后如何变化，则不能不说是十分困难的。
到了要观测中国今后如何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确立结束事件的具体方策呢？
今天，我国在各方面早就出现了向中国提出何种要求的议论，比如北方中国如何等。不仅如此，事实上在中国军事政治势力被清除了的地方，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例如，以察哈尔南部、张家口为中心的察南自治政府，山西北部长城线以北的晋北自治政府，内蒙古诸盟以及包括厚和（绥远）、包头两市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还有以天津、北平两市为中枢的河北省内治安维持联合会，等等。
站在这种立场上日本当然会主张付出大量牺牲的战争，当然有要求在和平状态下未曾获得之战果的权利。不错，战果应当是在北方中国吧。然而恕我直言，这恐怕最终要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之间，通过停战的方式来决定。
盖此次战争以民族战争为其特征。
战争已明确显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民族的团结而一路战斗过来。这一点与此前多有不同，似乎未曾被众多论者所注意到。一般的观察认为，与以往相比中国的确试图进行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但随着军事上经济上抵抗力的丧失，最终将引起内部的分裂并屈膝投降。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略有不同，故在此做些考察。
二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议论到中国将会长期抗战。长期抗战是可能的，只要坚持到底最终的胜利将属于中国，这种信念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对外宣传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谈论。目前，被派往美国的胡适博士也在反复地这样宣讲着。
与此同时，在日本至少是军部当局方面则确信，只要对中国实行彻底的军事打击，在其内部必将引起分化作用而使抵抗陷入崩溃。
究竟哪一方正确呢？在确定之前，我们需要对问题加以更为精密的规定。第一，中国所说的长期抗战指的是以怎样的形式维持长期的战斗？他们大概漠然地认为，在现有的统一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之上，有可能维持现代化的战斗行为。然而战争爆发以来逐渐显示，这种战斗行为的实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很明显，中国脆弱的经济建设现状没有足以支撑战争进行的军需品生产及维持一般经济的能力。战争导致的武力破坏及遭受到的被日本封锁的状态，使支撑战争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能力逐渐丧失。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对日抗战究竟应该采取阵地战还是游击战，这也是眼前所见到的现实状况使然。如今在中国，政府正拼命致力于维持为了战争的军需品生产和拯救战时财政不至于破产。他们不断呼吁金融机构和工业生产向内地转移。以政府系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转移汉口为代表，包括其他重要的商业银行，其总部也根据政府的命令逐渐转向内地。但是，工业方面只有两三家开始行动，其他则感到了实际的困难。转移需要大量的经费，而且由于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的关系，很难简单移动。
通晓中国经济情况的高木陆郎氏、土屋计左右氏（参见《中国经济的走向》，载《文艺春秋》10月号）、吉田政治氏（参见《战时的中国金融工商业界》，载《宝石》杂志10月11日号别册）各位，一致认为中国没有支撑长期抗战的经济能力。
我们也觉得，中国已然达到了维持其统一和财政经济机构而继续战争的极限。然而，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长期抗争还将继续。
当然，在此种情况下战斗将以移动战为主。毛泽东曾强调运动战的有利，说就是日本即使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也不要紧。即：
此处采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文版的文字，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5页。————译者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改造》杂志6月号所载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
本来，中国为了维持这种意义上的长期抗战，需要以国内统一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必须是全国规模的真正统一。而眼下，这个问题与国共两党合作的紧密程度相关。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政权于内部乃至对外都有一些薄弱方面，我在别的场合分析南京政府的时候指出过（如军阀政权的性质、国民党指导精神的小市民性、与浙江财阀的勾结攀扯、对列强的依赖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对抗日本攻势的需要而迅速联手合作的国共两党，其关系因与日本的战争而在全国抗日民族感情上得到巩固，并达到了更趋紧密的状态。加之日本以外的各国（除了德国、意大利），从对抗日本的意义上讲也支持国共两党这种以合作为基础的态势。而且如后所述，如果上述列国抛弃了中国，那么来自苏联的绝对支持就成为必要，由此来看我认为国共这种合作关系并不是随战争困难的增大就会马上遭到瓦解的。
毋庸置疑，当中国难以继续现代化的战争而不得不进入上述以游击战为中心的长期抗战之际，的确可能会面临统一战线分裂的危机。但是，我感觉下面这种推测已经越来越少，即国共分裂后将导致共产党单独向内地转移这一事态的发生。中国举全力维持这场抗战，致使国民意识得到强化而统一意识不断提高，乃是确实无疑的。
三
列强对日中事变的态度与此次战争的未来走向大有关系，以下略做管窥。
列国对中国的支援与对日本的反感成正比而正越发显著地表露出来。事件爆发后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各国的态度暂时呈观望的态势。至7月16日为止，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称“武装冲突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各国的权利义务，不应以实力来推动政策的实施”，7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回答下院质询时只说：“英国目前在伦敦进行的日英会谈，其报告称判断中国的时局为时尚早。”这种消极的态度理由有二：一是形势的发展难以预测，二是问题局限于北方中国，各国的经济利益相对较少。譬如英国，其对华投资9.6亿美元中的7.3亿美元在上海，其余大部分在香港。
（二）8月13日，战火波及上海，事情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不用说，这里聚集着各国的投资，贸易额亦占全中国的六成，有各国侨民居住于此。但是，当初各国认为可以与日本达成妥协。英美法联合提出的《上海中立案》，就是其表现。
（三）8月25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中将发表声明，阻断一部分中国船只的航行（至9月6日则扩大到全中国海岸线），至此英美的对日态度迅速恶化。8月26日英国大使遭到飞机射杀，日本军机袭击上海附近各停车场，进而9月19日长谷川司令对南京各大使馆、领事馆发布因空袭而撤离南京的劝告，由此各国对日态度进一步恶化。
疑误。应为9月12日。————编者 （四）9月13日 ，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中国正式对日中事变提出申诉照会。此案委托给1933年于大会内设置的二十三国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于9月27日通过对日本空袭行为的责难决议（28日大会五十二国代表一致赞成通过）。
（五）10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中对“侵略国”加以抨击，称“美国不可能以单纯的单边立场和中立而置身于世界性混乱之外”。
欧美舆论最终导致九国条约的启动。11月3日，开始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条约会议，试图提出解决日中问题的某种具体方案。
然而，列国的对华援助自然有其确定的限度。他们绝不会在外交上无视自己的利益打算而发起行动，对今日的中国释放出善意当然有其充分的理由。他们担心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感到无论如何也要对此加以掣肘。而中国近年来的统一和建设，在某种程度上给列国以可能达到其目的的印象。
毋庸置疑，世界舆论对中国抱以同情并非源自人道主义，但必须思考的是利害关系的相互依存，再加上道德上的理由，会使其相互之间的结合变得十分强固，而且此刻利害关系隐藏在背后，道德方面的要素会堂而皇之地提到台面上来。这时，便具有了将“善意的第三者”卷入其中的推动力。
然而，列强及其追随者世界各国，如果看到日军以强大的武力而得上海于手中，并且中国出现经济全面崩溃的现象，那时它们的态度自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就是一般中国人也完全心知肚明的。例如，某报纸的评论就这样说道：“最重要的是不能忘了国际关系。这种关系完全是以利害相关为出发点的。至少在20世纪的外交词典里，是难以找到‘感情’或‘道德’等字眼儿的。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得到相互的帮助和利益。被人欺负而留下负担，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这才是外交战上确保胜利的唯一道路。”今天的中国懂得列强的“好意”和“援助”是怎样性质的东西，加以利用时也会有相当的手腕。
目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其外交上的最大原因在于英苏两国采取了统一步调。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南方中国的经济利益，目前正与日本处于武力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状况中，它们手中握有各种援助中国的手段。
可是，在中国军队从上海战线撤退并难保南京安全，而以前面所述的形式转入长期抵抗的情况下，英国是否会继续坚持现在的积极态度，就难说了。到那时，英国恐怕会出面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总而言之英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四
当中国失去上海战线，现代化武器被摧毁，兵力大量丧失，且遭到经济危机之际（可以想象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南京政权会遇到分裂的危机，这恐怕是确实无疑的。不仅浙江财阀不希望战争再打下去，国际资本的对华援助也将于此见底。
但是，中国内部的统一并没有破裂，可以想象他们会如前述那样转入长期抗战。金融机构和工业设施的内地转移有多大的成功仍可质疑，但终归在努力以内地为根据地尝试着长期的抵抗。
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上海南京战线而转移内地，那么抗日战线内部的国共两党比重就会发生变化。最后，也可能以与苏联保持联系的西部中国为根据地。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封建性社会的残余反而使地方的自给自足成为可能。
假如以这样的状态进入长期抗战，中国也可能对日宣战，没收日本所有的经济利益，而另一方面向构成旧中国的全体民族（鲜、满、蒙等）呼吁团结。但其效果如何很可质疑，而外蒙的动向非常值得关注。
如果中国进入长期抗战的态势，必将与苏联密切接触。没有苏联的支援，中国的长期抗战将难以为继。苏中两国的接近，在第一阶段上首先是以对共产第八路军的改编为杠杆。接下来，可能是外蒙红军的参战。不用说，苏联与外蒙之间有军事上相互援助的条约，苏联如今并不想主动与日本挑起战端，因此不管中国方面如何期待，苏联恐怕都会控制外蒙红军的出动。不过，长期抗战继续下去的话也有形势变化的担忧。从中国方面来说，原则上外蒙依然是其构成的一部分，而且目前内蒙发生的重大变化给外蒙及苏联增加了很多困扰，故驱使外蒙方面参加到抗日战线中来的情况，在将来也不能断言就不会发生。当然，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立刻会导致日苏战争。假如两国或某一方不希望开战的话，战斗仅局限于内、外蒙也是可能的。但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日苏战争的危机。
五
日中事变爆发以来，我们所听到的是两种声音。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政府发布和新闻等一贯的胜利报道及乐观展望；另一方面则是完全相反的、不利于日本的报道和满带反感的国外舆论。
当然，我们没必要担心国外的错误见解，但对于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如果将这些简单归结为各国对日本的妒忌和中国方面巧妙宣传的结果，很明显那将是错误的。
对于日本实力的估计往往与事实不符。例如，弗雷德·阿特兰女史的《日本的泥腿》（Freda Utley，Japan's Feet of Clay，1936）一书，明显陷入了过低评价日本社会经济实力的错误泥潭。尤汉和挞柠合著的《日本如果发动战争》（E. Yohan and O. Tanin，When Japan Goes to War，1936），其结论就难以符合日中开战的事实。至少，对日本战争能力之局限的几点评价，就有出入。
美国著名评论家贝弗最近考察日中两国的形势，回国后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代价》（“The Pric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Foreign Affairs，Oct. 1937）一文，结论如下：“如果日本拥有英美那样的资源，是会成功的。然而它并不拥有，所以不可能成功。如果是在征服技术比较简单的百年以前，也许会成功。假如等到百年之后其资源得到集中开发，也会成功吧。日本至今为止并未成功，今后亦难。其物质的社会整体条件不允许它成功。日本的手伸得太长，远远超出了其实力。因而必将失败。”
这里明显可以看到，美国的评论家大多是感性的，而且作为外交评论家的通病，常有拘泥眼前现象而下结论之嫌。不过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这是外国对日本现行的大陆政策最为普通的批判。
要对今日事态做出正确的判断，实在困难。但是，以冷静的态度下正确判断，正是我们的任务。
即使中国的长期抗战不会出现上述形态，但总之这是日本未来几年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
中国已然形成统一的趋势，此乃严峻的事实。这是大炮和炸弹也难以摧毁的。当然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今后地方出现分离现象也是可能的。本来，中国的统一始于旨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使其统一的事业变得尤为困难。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则更为艰难。因为，国际资本对半殖民地的高压，是不允许其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
我们感到，中国的统一将朝向非资本主义化方向发展，其可能性正在急剧增大。
（193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