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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应对攻陷武汉后的新事态而于11月3日发布的帝国声明明确规定，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东亚永久的安定而实施新秩序的建设”。之后，以“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的“东亚协同体”论和“东亚联盟”论一时呈现出热闹的景象。
虽然有意见认为以上声明中的“新秩序”其内涵、形态并不明确，但是如果以为“新秩序”只是限定于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发生的日中间新的事态、新的客观事实，这将是一种有意无视“新秩序”之发生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在以阐明同一天的政府声明为目的而发表的近卫首相的广播讲话中，也是可以获得其概要的。即：
“问题不在于征服中国，而在于获得来自中国的合作。”
“我们要率领新生的中国以推进东亚共通的使命。”
“中国民族应该分担新东亚的大业。”
“我们要确立东亚新的和平体制。”
“东亚各国联手合作，努力建设基于道义的自主连带的新组织。”
通过以上言论，“新秩序”所应该具有的特性和轮廓已在最高政治宣言中得到了明示。它的确展示了“东亚协同体”的形态。
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是在解释日本根本方针时提出的。就是说，“东亚协同体”已然成为解决事变之大政方针所不可或缺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期待中的12月12日近卫首相的大阪演说被推迟，人们无法获知对日本政府此一方针的进一步说明，实在遗憾。
那么，“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将如何发展，又怎样赋予其实践的形态呢？还有，在事变处理方针的总体框架下，“东亚协同体”的地位乃至比重又如何呢？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早已不是新的东西。建立“满洲国”之际的王道主义及“八纮一宇”的精神，在根本上也是与“东亚协同体”观念相通的。还有，与“东亚联盟”一样，“东亚协同体”也曾吸收“大亚洲主义”论的思想潮流。但是，作为目前形势下实现“新秩序”的手段而出现的“东亚协同体”，正所谓日中事变行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的“东亚联盟”论的体系化也是依据同样的主题思想。参见宫崎正义近著《东亚联盟论》，改造社，1938年。）
不要说事变当初了，就是南京沦陷或者徐州战役之前，这个概念也还没有成为现实的问题。而如今在迎来战争第三年的春天之际，这个概念带着极其鲜活的感觉被人们谈论着。
二
来自各方面的“东亚协同体”论提案及其说明已经很多，但奇妙的是至今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对此加以批判的论述。
本来“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并不存在受到日本资本主义现状维持派支持的理由，本应该得到严厉的批判。未出现批判的原因，大概出自当代日本缺乏批判精神这一最大特征，或者对问题的意义未能充分理解，轻视其在当今的实践价值，乃至投机主义的意图。总之，恐怕是由于以上多种原因综合造成的。
我本来看到了“东亚协同体”论产生的必然性，并相信其有着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个理念作为现实问题也存在着诸多弱点和实践上的困难。因此，我考虑到如今绝对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阐明而使其得到发展，故在此有意识地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加以论述。
看来，有很多人未能把“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协同体”作为理念以及一个实践形态来理解。最近发生的历史性事件，使那些认为战争对手中国发生了改变而自己一方坚如磐石的人绝难理解这个协同体的理念。还有一些人觉得“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只是胜利者日本建立东亚霸业的手段，或者掩盖其霸业行径的外衣而已。
人们着眼于中国大陆作为发展着的日本经济的市场或者原材料供应地的意义，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从国防的观点出发而关注大陆的某个地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满洲事变”以后，当“日满中经济区域”论频繁出现之际，这种经济区域的方式主要是强调为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而以辅助为目的动员“满洲国”及中国特别是北方中国共同参加。而本次事变发生的初期，认为要将事态限定在北方中国范围之内，这种想法也是基于此经济区域方式的。即使在目前，日本的资本家和大多数国民对大陆的期待，恐怕依然是在这一点上。而有关北方中国和中部中国的开发公司（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的紧急设立，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是说，大陆的建设问题首先被看作经营和开发的问题。故此，铁和煤炭成为关注的中心。这种事态并非限于北方中国，当战线扩大到中部中国的时候，关注的中心依然是资源问题。不仅如此，如今甚至出现了不顾开发的可能性而只谋求其资源的倾向。
可以凭长江水运而利用众多蕴含铁以及煤炭的矿山，还有稀缺的矿石钨、锑储藏量冠绝世界的湖南、江西等山岳地带————对于这些资源的无限制追求而使梦想不断膨胀，这在与其他各种问题比较的情况下，是必须充分加以审慎思考的。
如果无限追求资源乃至以此为核心提倡经济区域论，那么开发资金和治安问题以及配合战争进行的经济上是否有其余力等现实问题，都将无法顾及，更不用说道德性问题了。
三
如上所述，按照日本单方面的要求从经济上来统合东亚各国是困难的，而“东亚协同体”论成立的基础之一，就存在于这样一种明确的事实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促使“东亚协同体”论产生的最深层原因，在于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乃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问题，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承认的。然而，正像眼前存在的事实过于广大深远反而会被忽视掉那样，中国的民族问题往往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容易忘却。我们说民族问题的时候，当然包括中国民族居住于广袤的土地上而拥有4亿人口这样的事实，但是比起这样静态的观点，我们更重视的是从动态的视角所见到的民族问题，即民族的动向。
的确，中国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北方中国的特殊性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社会的两大特征，即所谓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经过此次事变的发展逐渐显露出来，这一点已被多数人注意到。但是否具体地把握到了则甚可质疑，反过来讲，偶尔也有过于看重此问题的情况发生。不过一般来说，人们更倾向于忽视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民族问题。
可以说，这个民族动向的问题既存在于以此为基础的国共两党的结合过程中，也见于如今在日本支持下“建国”的新政权首脑及其居民的意识里。日本通过武力在区域上将腹地与新政权隔离开，但是这样做依然丝毫没有解决这个民族问题。有关的经济问题也是如此，例如法制纸币，当初人们以为这单纯是蒋介石政权在海外的准备金问题或通过外国经济援助可以解决的，但渐渐意识到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民族经济即民族问题，它显示出特别的根深蒂固性。进而说到其他方面如和谈问题，如今对中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英美，也难以逼迫中国讲和。只拥有落后的经济力量、不完整的政治体制和劣势军力的中国能够抗战至今，其秘密就在于这不单单是国家规模的问题。游击战士不必说，那些与一切政治势力没有协作关系而只以大地为劳动对象的农夫和城市流浪少年，他们亦按照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民族斗争。
多数日本人或许一开始并非憎恨中国民族才参与战争的，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固执于错误政策的国民政府，试图促其反省。然而，中国一方自始至终认为这是以国家生死存亡为赌注而展开的民族战争并积极付诸行动。日本可以依据武力将中国分成敌方和友方两个区域，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下被分割开来的两个区域依然共同存在着这个民族问题。今后，即使在如日本所愿结束战争即日本获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不得不直面与这个民族问题相关联的深刻问题。
中国的民族动向如今是完全处在与日本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可以想象，面对这种局势试图仅以武力加以压制并促使其转变方向，那将耗费多大的力量，而且我们在现实上正体会着其重重的困难。
“东亚协同体”的理论正是与事变以来这个民族问题相遭遇而从其教训中产生的，这一点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
在中国实行长期的经营首先必须着手其复兴，在此如果轻视这个重要的中国民族问题而强行进行统治，那至少在效果上不是一个贤明的策略。就这一点而言，期待中国民族本身之积极合作的“东亚协同体”论不仅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且在现实上具有充分的政治性。
“东亚协同体”论直接产生于日中战争的现实推移过程，指的就是这一点。
四
即便是在上述情况下也不能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东亚协同体”论只是因处理中国问题十分棘手而产生的、为使中国合作而推出的不得已的强有力政策。坦率地说，从这种观点出发接受“东亚协同体”论的，绝不在少数。
然而，真正的“东亚协同体”如果没有中国民族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确立的。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比起“东亚协同体”论的动机乃至作为政治策略的理由来，此一事实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今天我们常常感到，有关战争的目的，种种意见混杂交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从国防观点提出的要求必须放在首位，或者为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求其市场的垄断或者拥有特权，进而为了日本的产业而有必要争取其资源。从以往的原则来看，这些要求或许有其正当的理由也说不定，但这不应该诉诸强力，而必须从更为高远的未来东亚之重建这一目标出发。
我们有必要冷静地对“圣战”的意义加以三思。有人说，如果日本对于大陆的要求不能以具体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流血牺牲的勇士们将无法瞑目。还有一种说法，如果不如此将难以说服那些于艰难困苦中出征的士兵。然而，这些绝非正确的观点。此乃龌龊之辈将自己的心思推及于人的想法。我确信，舍身为国家牺牲的人，他们绝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报偿才抛洒宝贵热血的。他们一定是期望着给东亚带来终极的和平，才甘愿成为“东亚新秩序”之人柱的。
征服与说服并用。————译者 这个协同体的确立，必定会给其指导性成员日本及其他东亚各国成员带来莫大的利益。不过，在具体的事态发展过程中，若认为“东亚协同体”的终极理想能够以完成的形态呈现出来，这样的想法恐怕是过于空想了。而将此理想作为现实问题加以推进，必定在内外伴随着巨大的斗争。在内部，我们必须抑制本来的帝国主义之露骨的要求，在外部，当前对坚持民族抗争的中国要绝对避免剑与古兰经模式 的斗争。因为，中国人将其作为自己的问题而努力参与到“东亚协同体”建设中来，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刻才能达到目的。
眼下，我们有必要了解抗战中国对于“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是如何认识的。当然，这是可以预想到的。例如，针对日本帝国政府的11月3日声明，国民政府发言人在谈话中这样讲道：“日本声称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创造基于日中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东亚新秩序，这不过是欺骗世人的说辞而已。基于平等条件下的与日本合作，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但东京政府所提出的与日本之合作完全是以中国自由独立国家之神圣权力为牺牲的，中国国民必定坚决反对。”
若从没有理解“东亚协同体”的理念特别是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及发展着的抗战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是理所当然的态度。
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以从民族问题的深层加以解决为目标而提出的“东亚协同体”论，在其进一步推广和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注定要遭遇已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民族抗争。
五
把“东亚协同体”论作为理念来观照的时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远的理想，而将其转化为实际政治问题加以实践的话，如上所预见，必将遇到种种曲折。带着这样的预见若没有贯彻到底的决心，那么“东亚协同体”论必将作为一个现代神话和梦想而告终。
现在有一部分人，将“东亚协同体”论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仿佛万能膏药一样对待它，这必将成为与事实相隔膜的甚为迂阔的路径。
正如以上反复强调的那样，前方存在着堆积如山的民族问题。
蒋介石在11月1日发布的告全体国民书中有言：“中国之抗战绝非一般历史上两国之争霸战，此乃民族、革命战争也，而此民族革命之长期战必将取得最终胜利。”
我们自身应该清楚认识到，与此民族问题相比，“东亚协同体”论是何等的凄惨卑小。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所谓“命运协同体”的紧密相连，也终将以神秘主义决定论而告终。
另一方面，在“东亚协同体”论中，也有从日中两国国民必须持有共同世界观的角度提倡此理念的人在。这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恐怕也是一种过于空想的观点。还有一种论点，给人的印象是在以协同体之完成形态来勉强比附超国家体制。这与事实也有相当距离。与此前的“日满中经济区域”论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相比，“东亚协同体”论则是从政治方面提出的强有力论述。山崎靖纯等人，尤其注意强调这一点。从一般意义上讲，这当然是不错的。（参见《作为长期建设目标的东亚协同体之根本理论》，载《评论》1939年12月号）
可是概而言之，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起强调政治方面来，对经济乃至社会条件有过低评价的倾向。“东亚协同体”内部的经济构成究竟应该如何，这个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讨论。此外，可谓“东亚协同体”存在理由之一的生产力提高可更多贡献于试图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民族的解放与福祉，这是我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的问题。对日本来说也是一样，这意味着如何在“东亚协同体”范围内，实现足以摆脱“日满中经济区域”论之恣意性的经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一般人相信将大陆置于日本的殖民地位置上的初期“日满中经济区域”体制论，因最近转移到关注大陆经营形态上来，而会被扬弃。而日本经济的重组，也是必然的趋势。
“东亚协同体”具体的政治构成应当取怎样的形态，在11月号《改造》杂志上有腊山政道教授提示了大体的框架（《东亚协同体的理论》5：“东亚协同体的政治体制”）。而在这个大致框架下，可以思考“东亚协同体”成员国的代表会议或共同委员会乃至共同宣言的具体形式等。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协同体”的基本成员中国，其本身应有怎样的内部构成，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目前，日军占领地区内新政权的成立状态和相互结合形态，于将来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关系。当然，“东亚协同体”内的中国采取联邦还是邦联（国家联合）的形式，这属于未来的问题。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的期待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认为有必要强调其地区特殊性的观点也在增强。在此，对于北方中国和中部中国，日本采取了根本不同的经济结合方式，这应该成为一个基准。同时，这也与非常紧急而重要的中部中国币制的特殊性相关联。
进而，植根于民族意识深层的蒋介石政权，其地位如果不能清晰地确定，那么“东亚协同体”双重构造中的中国内部结构，也将无法最终确定。
六
如前所述，“东亚协同体”理论中混杂着许多交叉的观点，特别是于实际政治中其理论与应用方面包含着本质上难以相容的对立观念，这是由于该理论的产生经历了时代之客观条件的变迁所造成的。
不过这也并非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东亚协同体”还没有超出个人设想的领域，政府的宣言、声明当中或有所体现，但还没有到达以此为基准而与中国交涉的阶段。然而，这个“东亚协同体”若扩大成为纯粹的指导原理，并试图将其运用于实际政策的话，恐怕会在日本国内资本主义阵营中间造成激烈的摩擦。
正如经济政策方面一样，在塑造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的外交政策上，还有需要慎重考虑的诸多问题。关于“东亚协同体”新体制确立后的外交，人们可能认为依据其政治性的构成，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也说不定，但依然会有如今天所谓兴亚外交过渡期所出现的混乱发生。
日本的外交，依然有着针对以东亚大陆为帝国主义征服对象的列强，如何防卫“东亚协同体”的任务。列强绝不会理会日本式的说辞，日本必须以极其坚忍的态度承担阐明其新指导精神的任务。但是困难在于，日本在其自身的内部依然残留着与欧美列强同样的主张和要求，这客观上是别无选择的。我感觉，从真正的“东亚新秩序”观点来看，这里确实包含着需要加以清算的诸多夹杂物。
强调东亚之日本的特殊地位，这从防卫“东亚协同体”共同利益的观点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不能成为日本垄断式的排他主义，一如英美乃至其他列强所猜疑的那样。
我们不能像几乎所有“东亚协同体”论者那样，将“东亚”视为一个封闭的单位。正确的认识应该如下：这只是针对世界秩序而先行实现的地区、人种、文化、经济乃至共同防卫上的一个结合而已。
我国政府也曾反复强调，“日本并不排斥与列强各国的合作”。
然而，实际上日本在大陆的外交问题正处于日益困难的局面之下。英美两国逐渐显示出采取共同步调的倾向，这些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团体随着战争的延宕而显得进退维谷。它们对本国政府的陈情变得越发活跃。
另一方面，与苏联的关系也将进入最为紧张的局面，我们虽然感觉日苏两国都不愿意发起战争，但给人的印象是两国之间种种悬案处于无解的状态。如果要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便几乎要到短兵相接的程度。
我坚信，“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实践的企图，乃是日中事变过程中必然的历史产物，这已经十分明了。然而，为什么日本的新“出路”必定是在“东亚协同体”的方向上呢？这确实还是一个问题。
原本存在于日本内部的资本主义要求，毋宁说是与欧美资本主义处于同样境地，但为什么没有走向再瓜分中国的方向呢？比起困难重重的“东亚协同体”之要与中国合作，再瓜分之路难道不是更为轻快而根本的方向吗？
理由之一恐怕是，比起日本与英美之间一般能想象到的提携之可能性来，具体的利害冲突方面的要素之影响大得多。
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不得不实现自身的质变，本来与英美处于同一系列的资本主义主张受到修正和抑制。这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对立，乃至和德国、意大利之全体主义的联手，使得日本在世界上与英美阵营对峙起来。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今后日本与英美合作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可以说，这一方面与日本国内的局势有关，另一方面涉及日本与英美的外交关系，进而与中国民族运动的方向也有着微妙的关联。
七
“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伴随着实践过程能否得到发展，这当然要看日中抗争的力量对比乃至国际关系的走向，而日本国内是否形成了推进此理念的势力，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一般而言我们不得不说，要将现今如此重大的事件导向终结并继续推行大陆复兴的伟大壮举，日本现在所能发挥的全部力量还不足以让人感到信赖可靠。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绝对有必要改组日本的政治经济。从这样的角度观之，日本国民的重组也是必要的。与其说是必要，不如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中国将此“东亚协同体”理论视为自己的东西而试图合作的人，他们尤其注意日本所谓“国民重组”问题的发展。他们期望日本改变以往的主张乃至根本的指导精神，否则将无法追随之。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
从这样的深层角度出发，我们深切期待国民能够对这个“重组”问题再加思考。
在此意义上，政党方面的联合问题乃至如今出现的国民重组方案，都未能呼应这个大的目标。
这个重组在政治上采取全国国民统一的政治形态，同时还有必要统合经济界以取代既有的经济组织。如前所述，从大陆经营的新形态来说，这一点也是必然的。不仅如此，这个重组要与政治性组织相结合而赋予其对全部国家机构的推进力。
事变以来在国民之间发起了各种运动，例如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产业报国运动、农业报国运动等，如今有必要对这一切运动的形式加以组织、统合。这样，就需要在新的政治机构中将此类运动作为推动力而适当地加以结合。
“东亚协同体”的核心力量，即站在指导立场上的日本，首先要面对自我重组的必要，但由于其复杂的内部关系，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我想，比起其他同类的理论，“东亚协同体”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随着日中事变的具体推进日本意识到中国民族问题的意义，反而开始认真考虑本国的重组。它有着与以东亚称霸为雄图而展开的其他各类东亚民族大团结方案不同的谦虚态度。
然而，东亚危机现状下诞生的这个“东亚协同体”，其前方荆棘丛生而布满无数的困难。
“东亚协同体”论能否成为东亚苦难的解放者，最终要取决于中国所谓“先忧后乐”之志士仁人的合作，并获得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日本国内能否实行改革从而获得国民对“东亚协同体”论的理解与支持。
（193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