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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去年秋天日军对汉口、广东发动进攻，战局呈全面展开之势，之后东亚的政治态势进入停滞状态。当然，对各地的游击队和土匪的“清剿”正在展开，沿着长期建设的路线，经济重建工作也开始着手。日本国内则出现了从“日满中经济区域”论之经济主义向“东亚新秩序”建设之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观点的转变。
与此相比，更使人普遍感兴趣和抱有期待的是，去年12月20日汪精卫发表的声明和此派的行动，以及北方中国吴佩孚将军启动的“和平救国”运动。
然而，这些事实并没有立刻从根本上打破东亚普遍的停滞状态。
那么，现在这种政治态势的停滞现象是基于何种因素产生的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仅仅通过军事上的打击，并没有使中国抗日政权立刻屈服。
第二，东亚的国际局势虽蕴含着种种危机，但整体上并没有引起急剧的变动。
第三，日本政治态势的停滞。
一般认为，随着此次事变的爆发，日本的政治态势必然会发生飞跃的变化，然而近卫内阁一年半的努力最终也没有导致政局的变动。1月4日近卫内阁下台，组建了平沼内阁，这应该是打破前内阁僵局的一种方式，然而在解决导致近卫内阁僵局的更为根本的日本政治僵局和停滞性方面，这未能成为什么新方式。
从政界上层以往的政权变更角度观之，近卫内阁的下台当有种种原因。而仅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对待此一事态的人，也确实将其视为难以理解的东西。但我相信，若从着手国民重组问题而不得不面对无法推行的困难，并最终下台的角度来看，虽然很是单纯却也是最正确的。因为，这一问题触及如何打开日本政治僵局的根本方式。
近卫内阁的最大功绩在于，该内阁对所有问题均采取根本性的处理态度，相对而言不太在乎问题是否与旧势力、旧秩序有关。不用说，这似乎与解决现实问题之具体的可能性有相当的距离。
日本政治今后要解决的必定是执行力的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当前日本政治走向的问题在于打破僵局的要求并非来自内部，只是一种外部的期待而已。这并不是说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没有变化，我们正亲身体验着对现实各方面的统制力之不断加强，然而这只是一种因客观上的需要而被迫产生的权宜性变化。
以上看法，不外是从外部自然变化的角度来期待东亚目前政治局势发展的一般观点，同时也是导致现实政局暂时停顿的根本原因。
从这种态度出发，人们自然期待着欧洲政治态势的紧张最终导致破局机会的到来。客观上，如今的欧洲也确实处在喷火的火口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例如，美国驻法国大使普林顿和驻英国大使肯尼迪在1月10日面向参众两院联席军事委员会报告时异口同声地称“欧洲态势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张伯伦首相的和平工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肯尼迪大使“春季就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的发言，更是引起了轰动。
欧洲战争可能爆发。但是，我们最终必须考虑的是战争一旦爆发，日本的地位如何。战争很可能形成世界性的规模，因此日本要在东亚确保其最终的地位，也只能等到这世界战争终结之际。若不具备对最终局面的预测和确实的自主政策之实施能力而只等着欧洲战争的爆发，那将是毫无益处的。
而且，这种消极的态度反映在中国问题上，就是对汪精卫一派抱有过度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声明所主张的内容背后深思熟虑的民族主义意义乃至与国际协调的伏笔往往被忽视，以至于只看重其给抗日政权内部造成了分裂解体的影响，包括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分离作用。
指汪伪政权控制的区域。————译者 汪精卫一派的声明也好，吴佩孚的起义也好，当然各自都有充分的意义。但是，若期待由此导致抗日政权的立刻屈服，则肯定是错误的。针对抗战中国，“新中国” 要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仅确立政治上层建筑还不够，必须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抗日政权在西南和西北根据地虽然经济上落后而面临开发的困难条件，但仍然有英法和苏联的经济援助。新政权在经济领域依据原有的经济条件虽然处于优势，但目前内部的整合远远不够，日本的经济援助也难以迅速扩大。进而，在这个经济领域列强原本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处于和日本的摩擦之中。
一般认为，“新中国”地区迅速推进经济建设并以此为基础立刻压倒抗战中国的势力，这样的企图从时间上来说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无论如何要打倒蒋介石政权，不管付出怎样的牺牲也必须实现目标，这样的思考渐渐再次抬头，即如果置蒋政权于不顾则无法彻底推进文化、治安、经济等工作。这些工作应该在打倒蒋政权之后进行，战争进行过程中要专心于以武力推翻蒋政权。依此观点来说，费时费力去打倒蒋政权为的是将来的治安、救济和文化等工作。
这的确是日中事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也是据此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但是，这终归只是多个结论中的一个而已，实际上还存在着同样从日中事变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别的结论。例如，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中最明显地展现出来的那一类结论（关于“东亚协同体”，我在《中央公论》本年1月号发表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中有论述）。
总而言之，日中事变告诉我们日本人，中国的民族团结力是存在的。因此，前面的结论将最终归结为：是强调民族战争层面的彻底解决，还是民族协调的更高层面的解决。
征讨朝鲜之际，远征朝鲜半岛的小西行长在给丰臣秀吉的信中写道：“中国意想不到地是一个大国。”今天，更是感觉如此。而更为意外的是中国的民族团结力问题。这不仅令众多日本人感到意外，就是对最为聪明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也是如此。例如，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日译本《我国土，我国民》，丰文书院，1938年）讲到中国人和平主义的基本性格，说：
一般而言，拥有优势的军队只要让处于劣势的敌人感到恐怖就会使之败退。西欧各国的长期战争，在中国大概一个月就会结束。
这是直指内乱的情况。而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内乱也确实是这样性质的东西。1929年广西派与蒋介石在汉口的战争是如此，1930年阎、冯（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对抗蒋介石的时候也是如此。1936年夏天西南派与蒋介石的争斗，亦没有超出这个惯例。
如果说林语堂所谓中国人的基本性格是这样的，那么直到如今依然与此相反的抗战中国，则应该源自别的要素并且这要素发挥着强劲的作用。
我认为，这就是强烈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民族走向的问题了。
二
以暂时的停滞为特征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的日本之东亚政治该如何发展呢？从大陆政策观之，军事行动并未见飞跃性的发展（最近占领海南岛的军事行动其对象是各岛屿，而大陆的军事行动则重点在于对特殊地区的占领），其重心所在是以治安恢复和经济建设为前提的内部整顿。例如，所传山西省境内的（黄河）河南方面、（黄河）河北中间地带的“清剿”工作等。
经济建设要成为主要目标，这是自然而然的。日本资本在军事行动之后，尽可能早地带着本来对大陆的经济计划而迅速跟进了，它们所要求的是资源，以及经营上所需的原材料和市场。以两大国策公司（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为首的众多公司、个人重新进入中国并扩充其经营规模。
目前，日本处在难以获得外国资本合作的状态之下，因此不得不以自己的力量来从事经济开发工作。资本、技术、人力的需求今后会不断增加。然而，在此立刻遇到的问题是日本原本自然而然的要求与大陆经济条件之间所产生的矛盾，这还暂时不包括“新中国”地区所有基于民族基础上的特殊事情及要求之间的根本对立。
资本按各自的要求进入大陆。然而事变的扩大在地域上出现了预想不到的发展。资本急速进入大陆，而与日本及满洲已有的经济要求之间产生某种撞车的情况。可以预见，对拥有16亿吨的矿石、4000万吨的铁矿埋藏量，且农业资源丰富而与日本市场关系密切的山东省的经济开发，资本将倾注极大的力量。
日本的大陆政策今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是所谓南进政策和北进政策的关系。一直以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北部和中南部始终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某个时期日本的金融资本对北方中国感兴趣，而产业资本则与中部中国市场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在政党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中也有类似情况，政友会的重点在北方中国，而民政党则倾向于中部中国。随着日本势力向南中国的扩展，这种对华政策上的二元结构将获得更加强固的基础。因为，毫无疑问，这是由于日本政治中的两大支柱所指的方向原本都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
其次是外交方面，随着日本在南中国战线的进一步展开，必将带来与英法的紧张关系，由此防共轴心的强化将进一步加深。防共协定原本在形式上针对共产国际而实际上以苏联为对象，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两大对抗势力————自由主义国家群和极权主义国家群的抗争激化，致使欧洲德意两国对英法的关系紧张，同时也使协约国对自由主义国家的对立面变得重要起来。
防共协定受到欧洲及远东紧张局势的驱使，正呈现出微妙的二元性。
就是说，防共协定根据客观情况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在原本的反共作用之外又加上了广泛的政治性。
1936年11月的日中南京会议，其主要题目防共协定如果成为问题，那么因为这个协定所要面对的现实政治走向如今并不明朗，表面上所凸显的就只是日苏之间的对立。那时还未实现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只是顺水推舟表示出积极的意思而并非真心实意，作为国民党，其针对共产国际的防备意图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尽管没有今天这样明了，防共协定对中国来说将导致其在国际政治上和英法美的对立，故而其抱有警惕也是事实。如前所述，其后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则使该协定的现实政治性方向更加明确了。
很明显，仅凭日德意防共轴心的强化，难以在远东地区强有力地牵制英美法，因此也不会产生施压于中国抗日政权的效力。问题在于欧洲的英法与德意关系的变动。
1938年7——8月围绕满洲-苏联国境发生的日苏军事冲突事件。————译者 从欧洲关系上的捷克问题告一段落，同时苏联对西班牙所展示的消极态度来看，防共协定线的强化并没有使德苏关系急剧恶化，因此日本与作为基本对象的苏联的关系也没有特别的变化。当然，日苏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渔业问题和北桦太石油问题等，但即使引起纷争也会像去年夏天的“张鼓峰事件” 那样，可以期待得到正常的解决。
一般来说，日本所谓的兴亚外交并非立刻要由此展开新局面，而仅仅是有关“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宣言而已。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不过是日本要求对大陆实行垄断性统治的主张罢了。
因此，很遗憾日本的兴亚外交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也未能抑制列强的势力或使其停止扩张。它们没有对日本的行为显示出强烈的反应，或者是因为国内的局势，或者是由于它们之间还没有实现紧密的合作或正等待适当的机会。
三
东亚政局目前的基调，虽然内部蕴含着波澜起伏的可能性，但确实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而其根本原因，必须从日本政治的僵局上来寻找。
日本对于大陆的要求不用说源自一味谋求扩张的日本资本的欲求，伴随着日中事变的发生这些要求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展露，并开始尝试大举进入大陆。虽然因为内外局势的变化不得不有所修正，但现状依然是这些要求被尽数提出并得到了完全的伸张。如上所述，现在的停滞状态主要是因为这些要求而发生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迫切期望遍及整个东亚的合作组织的建立————这与原本的“大亚洲主义”感情乃至主张不同————是在战争的现实过程中产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主张是作为上述日本资本主义本来欲求之修正者而自我定位的。（作者按：“东亚新秩序”的内涵其代表性主张有两种，即“东亚协同体”论和“东亚联盟”论。前者有杉原正巳著《东亚协同体的原理》，现代日本社，1939年，以及山崎靖纯《评论》中所载诸篇论文；后者有宫崎正义《东亚联盟论》作为代表。）
针对“东亚协同体”论或“东亚联盟”论，又出现了依据“日满中经济区域”论立场的反对意见。例如，小岛精一在其编辑的《日本重工业》杂志（1939年3月号所载《排斥超民族之东亚协同体论》）上直接以宫崎和山崎两人为对象，批判其理论的“超民族性”。论点如下：
第一，把以日本立场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论完全等同于英国式殖民地政策，这是一种妄加判断的论点。
第二，强调必须从日本自身的立场出发思考“东亚新秩序”而坚决反对以下主张，即将“日满中”视为完全同等、并列的东西，坚持从“三国”联盟之民族同等的立场提出综合的建设计划。
特别是在经济建设计划上，与宫崎和山崎两人正相反，小岛强调“终归要从日本自身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并在‘日满中’之间做好适宜的工业调整工作，必须确保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赞成超越民族立场的纯粹经济合理主义的因地制宜论。（作者按：小岛对我在《中央公论》1月号发表的论文之立场也有批判，认为与以上两人“异曲同工”。然而，我的立场绝非“超民族的”，只是认为在日本民族以外还应该具体认识到中国也是一个独立民族。）
仅这里提到的小岛论文内容还不能充分展示其与“东亚协同体”论者在观点上的差异，不过我认为协同体论者提案的意义还是应该认可的，即协同体论者针对一部分盲目赞同日本大陆政策的主张而要求重新思考，从而打破了作为政策之结果的某种僵局。
我们承认，至今为止的“东亚协同体”论其构成中有理想化和观念性的东西。现在，这一论述正逐渐得到作为共同建设的合作者的中国方面的理解与接受，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虽然，这绝非值得高度评价的东西。
重要的是，要努力而具体地把握中国的民族问题的性质。如果缺乏解决这个民族问题的能力，“东亚协同体”论最后将仅仅作为一个理念而告终，不会有其发展性。
在东亚政局目前的停滞状态下，我们要仔细深入地观察小岛的批评意见。因为，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一般的看法，而且反映了资本家的代表性意见。《东亚协同体的原理》的作者杉原曾指出，“东亚协同体”的理想出现于“满洲事变”之后的满洲“建国”之际，但后来因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不得不变形，在这个意义上，被杉原视为中国问题唯一解决方策的这个“东亚协同体”也可能在今后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是我们要充分觉悟到的。
近卫内阁最后的革新政策“国民重组”运动如今逐渐被接受，这难道不具有丰富的暗示性吗？［作者按：杉原指出，如果拥有一个原理的政治力量未能诞生，那么事变将无法解决。这意味着，仅凭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整合并不能产生解决事变的政策。对华机构问题（兴亚院设置问题）之后出现了国民组织问题，这表明为了事变的解决日本的政治正按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日本的政治力和政治知识水平有足够的力量使事变的解决成为可能。“东亚协同体”建设的实践能力，只能在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国民组织中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协同体”和国民重组是不可分割的问题。见《东亚协同体的原理》，现代日本社，1939年，第333页。］
最近成为政界热闹话题的社大党（社会大众党）与东方会的联合问题，发生在政治态势完全处于停滞而以革新主义为共同目标的两党之间，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实际问题，从这些政党过去的因缘恩怨、背后的势力关系以及目前构成分子的关系等来看，可以想象到其合作必将困难重重，但是如果这个新党作为打开沉滞僵局的一股势力而继续发展，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不容小觑。
四
如上所述，很明显东亚政局目前的态势可以视为一种僵局。而在同样让人有一筹莫展之感的某些事情中，如第一节最后所述，存在着一种主张通过彻底的军事行动来打开局面的议论。
然而，按照现在的方式，日本指挥机构依然在期待经过一年半抗战之后而受到充分打击的中国于内部发生崩溃乃至屈服；或者，预期目前给抗战中国以援助的各国因某种事情而收回援助之手。
究竟哪种观察是正确的呢？这最终只有等到对抗战中国的内部情况做精密检讨，同时对周围的国际关系加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
关于前者，我曾在别的场合做过详细讨论，认为现阶段抗战中国的性质其特点如下。首先，作为抗战主体的国民政府已经完全摆脱或丧失了南京政府时代的国民资产阶级政权的特质。（作者按：我在去年夏天战争爆发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南京政府的特质，即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政权、浙江财阀、列强的关系。参照拙著《现代支那批判》中“南京政府论”部分。）
在抗战过程中，蒋政权的抗战主体已然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蒋政权局限于狭小的区域，实力在逐渐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具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割据势力（军阀）、浙江财阀、党部上层、妥协势力等逐渐分离出去，这反而使中央核心的凝聚力有了相对加强。据传，去年1月末在重庆召开的五中全会，其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就包括了以共产党为首的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各派，各党的势力由此得以纠合在一起。
其次，是蒋政权的最后地盘西南地区的开发。这里本来是经济落后的地区，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而在战争的旋涡中向内地转移也有诸多困难，因此至今依然没有取得明显的开发效果，但公路（汽车用路）建设还是有了相当的规模。今年1月成立的西南建设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孔祥熙为副委员长，张群为秘书长，加上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的省主席为委员，阵容颇为强大。计划中，有水利电力计划、纺织业振兴、增设产业工会银行、水利灌溉计划、创立重工业即矿产的增产计划等。
而所有这些计划如果没有各国的支援，将难以成立。
法币受到英国资本的支撑而保持着其命脉。有传言说，英国继对华30万英镑借款之后，又给了300万英镑的借款。去年12月15日，美中借款2500万美元的协议得以签署。
在法属印度支那与广西之间的公路及铁路、英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公路及铁路建设计划之外，还有航空联络计划得以公布。帝国航空和法国航空与内地的联系不久也将实现。
事实上，曾被规定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与列强各国的关系在国民政府抗战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毋庸置疑，要维持与日本对抗的态势就得加强自我支撑的力量。这个问题最终如何发展，将决定中国是否会进一步殖民地化。当然，这是未来的问题。
五
打破东亚局势目前的停滞状态而展现出新的契机，如我们上述观察所示，眼下很难在打开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期待中，或者于大陆军事行动中找到。所有一切都以持久战的形态在向前推移。但我相信，在东亚的国际局势中包含着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东亚国际局势笼罩在险恶之中，大有压抑凝重之感。而这种形势，正与世界局势密切关联在一起。
因此，东亚的国际形势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东亚内部，日中抗争已然经过两年的时间，而列强各国保护在东亚权益的要求更趋强烈。英国在华侨民的不满，就曾反映在其本国的议会上。
美国驻华财务官员声称，美国在中国蒙受的商业损失达两亿美元。
这使各国的焦躁情绪不断增强。我们有必要思考英美合作的可能性问题。
中国方面事实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种合作上，并基于此合作而对日展开共同行动。
美国去年11月6日对日提出抗议，要求尊重《九国公约》，日本对此则以“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理想予以回答。在对日本的大陆活动苦恼焦虑的英国一边，这种主张更加深了以往的日本要垄断大陆市场的印象。
英美通商条约的签署、英国国王访美计划的公布等，则给两国感情上的接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乔治·罗德在议会的演说中慨叹：“日本已经切断了上海、香港的英国人与外界的联系。英国贸易遭到驱逐，海关也被夺走了。”英国人坚持要求解放长江却被日本拒绝，因而十分愤慨。
美国方面则为天津商业会所外汇购入事件和张家口贸易统制而愤愤不平。威尔逊总统和赫尔国务卿通过演说表示，美国亦有与英国合作的意愿。
美国本来存在着主张一国孤立政策的一派势力，而且与日本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很难采取对日军需品禁运的措施。
而在英国，张伯伦首相的现实主义外交立场使其采取了回避与日本冲突的策略，但也在其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声浪。12月15日，他在回答议会劳动党议员的质询时称：“英国随时有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存密切联系的用意。英国政府将坚守《九国公约》的所有原则。”另有消息称，他强调如果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遭遇危机，美国将支持英国。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最近英美法等对日本抗议之际，总是采取内部沟通而共同行动的方式。
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各国最终将针对共产主义国家而结成共同战线。这种对立，的确是基本的对抗。正如各方指出的那样，针对捷克或西班牙问题，英国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严阵以待又多有顾虑。
然而现实充分说明，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日德意等反共国家与英美法等自由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存在。
（1939年3月）